易纲：坚守币值稳定目标 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货币是金融体系的血液，我国货币政策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与每一家企业、每一个家庭息息相关，关乎大家手中的“票子”，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无论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都要求我们坚守币值稳定目标，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发展金融业需要学习借鉴外国有益经验，但必须立足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我国金融发展特点和规律，不能照抄照搬”，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

从全球范围看，20世纪“大萧条”以来货币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货币政策目标比较多，主要是刺激经济增长，最终出现了严重的“滞胀”。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失业下降）与物价上涨之间有稳定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只要容忍较高的通货膨胀，就可以换来较高的经济增长。因此，当时的货币政策目标较多，且更多侧重于经济增长。但是，发达经济体依靠货币刺激实现高增长的做法并不成功。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了众所周知的“滞胀”问题，也就是经济停滞和高通胀同时发生，当时美国物价年均涨幅超过10%，企业倒闭、银行破产和失业率都创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高。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通胀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经济增长较快，但忽视了金融稳定。这一时期，保持物价稳定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或唯一目标。总的来看，货币政策在反通胀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加之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改善了经济供给面，全球性的高通胀得到有效缓解，主要发达经济体迎来了低通胀、高增长的“大缓和”时代。但是，中央银行在盯住价格稳定的同时，忽视了金融稳定。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虽然一些发达国家物价指数相当稳定，但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大幅飙升，系统性风险累积。因盯住低通胀而形成的宽松货币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这些都成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着力完善金融监管框架并强化宏观审慎管理，货币政策再次转向刺激经济增长，但超宽松货币政策效果面临新的挑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了空前的货币刺激，从降息等常规货币政策，到零利率、量化宽松、前瞻性指引乃至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有力对冲危机冲击，防止了经济和价格出现螺旋式下行，不过从中长期看也可能会延缓经济内在的调整进程，加剧结构性问题。近些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下行速度明显快于经济增速和通胀的下行，降息和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呈边际递减的态势。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务高企、增长动力不足、通缩压力挥之不去，非常规货币政策正趋于“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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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发达国家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及预期呢？一是经济增长趋势等基本面是由重要经济结构性变量决定的。比如，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潜在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增长减缓，储蓄增加、消费和价格水平降低；技术进步也会导致价格水平下降，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对劳动力成本下降也有重要影响。但这些因素都不是货币政策和低利率所能改变的。若因宽松货币政策而降低改革和调整的动力，反而会延误问题的解决。二是在缺乏增长点的情况下，央行给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但商业银行资金贷不出去，容易流向资产市场。放松货币条件总体上有利于资产持有者，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加剧财富分化，固化结构扭曲，使危机调整的过程更长。三是零利率和负利率政策会使利差收窄，挤压银行体系，弱化银行货币供给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