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造业复兴真相：一道抛弃经济逻辑的政治选择题

　　原标题：美国制造业复兴真相：一道抛弃经济逻辑的政治选择题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文 |梁亚滨

　　2020年4月，美国著名的战略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Kearney）发布报告称，通过对过去五年的美国制造业数据分析发现，美国的制造业趋势正在发生巨大逆转，其中最为明显的趋势是美国制造业大规模撤出亚洲低成本国家或地区（LLCs-Low Cost Countries）。

　　▲2009年-2019年美国从亚洲低成本国家进口的制成品总额和美国制造业生产总值比值趋势图（来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科尔尼分析）

　　全球高端制造业依旧被美国控制

　　美国制造业真的能够复兴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制造业。制造业是把原材料转变成新产品的过程，但原材料既包括石油、煤炭、矿石等天然材料，也包括零部件等初级产品。

　　所以，制造业既包括生产电脑、汽车的大工厂，也包括以家庭为基础的手工场，简单来说可以分成高、中和低等多个阶段。美国制造业能否复兴也取决于我们讨论的是哪个阶段的制造业。另外多说一句，在美国，房地产不算制造业。

　　根据美国国会服务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报告，2018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为18.6%。在这之前，其份额从2002年的28%下降到2011年的16.5%，随后又逐年缓慢上升。在2010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

　　尽管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与汇率变化相关，但美国制造业增长速度一直低于中国、韩国、德国和墨西哥却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制造业确实在相对衰落。

　　不过，除了极个别年份，美国制造业的产值一直在稳定增长，并且集中于产业链的高端位置。其精密加工、尖端控制系统以及背后的理论发展依然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望尘莫及。

　　▲2008年-2019年美国制造业进口比率(MIR)的同比变化（来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科尔尼分析）

　　与此同时，美国制造商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依然牢牢控制着全球的高端制造业。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制造业依然集中于中低端领域。

　　美国从国外大量进口中低端工业制成品，不是因为美国技术上生产不出来，而是因为商业上不合算。全球化带来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能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根据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自由贸易能够让每个国家发挥各自的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要存在自由贸易，美国想要复兴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几乎是不可能的。

　　自由贸易并非人类历史上的主流

　　9年前的2011年，在生命倒计时的第十个月，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参加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个宴会，后者向他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苹果公司的生产工作不能放在美国？他的回答是：“总统先生，那些工作再也回不来了。”

　　但是，自由贸易从来不是人类历史上占据主流的现实，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这也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仔细分析开头提到的科尔尼报告，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产业回流指数的大幅度逆转不是因为美国制造业产值的显著增长，而是因为进口大幅度缩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缩减几乎只发生在一个国家——中国，缩减量高达900亿美元，变化比例为17%。

　　同期，美国从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的制造业产品依然在稳步增加。此外，像越南等国家对美出口的大幅度增加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的转口贸易。所以，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当然离不开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争端，而且这部分制造业并没有回归美国，在未来也很难回归美国。

　　美国能否复兴制造业，属于政治问题

　　除了贸易争端，新冠疫情的出现也进一步强化了“逆全球化”趋势。正如科尔尼报告所指出，过去企业到国外投资和采购只需考虑一个因素：成本。现在必须考虑新出现的另外两个因素：贸易争端导致的商业不确定性和疫情所揭示的商业韧性（Resilience），即预见和适应不可预见的系统性冲击的能力。

　　对病毒跨国界传染的恐惧，物资短缺和对外高度依赖的担忧，以及隔离政策导致的经济停摆，迫使各国开始重新思考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人们更倾向于在危机中寻求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更加强调自力更生而非依赖他人、他国。

　　特朗普的贸易战设计师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表示，“如果有什么能证明特朗普总统的美国安全边界和强大制造业基地理念、战略和信念是正确的，那就是这场危机，因为它突显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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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美国能否复兴制造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逻辑也就不再适用。

　　针对疫情之后的世界，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有一个非常悲观的剧本：各国开始重新回到最初的“城邦国家”，由城墙包围起来不受外界侵害。国际贸易和人员流动将遭遇越来越严格的限制。

　　当然，这并不意味全球化将终止，市场的力量依然强大，但是更可能在不同国家或国家集团中呈现不匀速的发展状态：一些国家相互依赖程度更加深入，另外一些国家则主动抽身而出或被动边缘化。

　　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Shivshankar Menon）所言：未来的破碎的世界将“更穷、更刻薄、更小”。

　　□梁亚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