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丨灾难经济学续篇：“或然性信息”与“无悔行动”

文 / 樊纲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2003年，在“非典”（SARS）肆虐的日子里，我写过一篇题为《灾难经济学》的短文，把灾难分成两类：一类是杀人毁物的灾难，如战争、洪水；另一类则是危害生命但不破坏物质的灾难，如瘟疫和金融危机，这种灾难导致人类的社会活动减少，从而损害了人们的经济利益。文章发表后不久，SARS过去了。此后十几年的时间里，虽然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灾难，但是对我们的影响远不如SARS那么强烈，所以这个话题再也没有被提起。后来我编辑出版文集，也没有收入这篇文章。没想到，时隔17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这篇文章又被人们想起，“挖掘”出来放到网上，以至于我想到要写这个“续篇”。

SARS历时较短，当时我主要思考的问题是疫情之后经济的复苏，所以文章较为集中于短期内需求侧的分析。战争一类的灾难本身要消耗大量物质，同时还会毁坏城市与工厂，所以战后重建会产生大量的需求，形成某种战后繁荣。而SARS一类的灾难并不产生这种需求。因为要阻断传染病的扩散，它只会减少甚至停止人们的活动，包括各种消费和投资活动，过后并不产生新的需求，基本上只是恢复了原有的需求。这时，要弥补疫情期间经济的下滑，就要由政府出台政策来增加一些额外的需求（不过由于当时投资增速还在加快，所以文章中说不需要特殊的政府刺激政策）。

灾难当然也会对供给侧产生影响，这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就表现得特别明显。战争从人和物两个方面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所以，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在战后会经历一段时期的物质短缺与通货膨胀。而瘟疫大大减少了人们的生产活动，生产能力“闲置”，不仅人不能从事生产活动，机器厂房也因劳动力的减少而开工率不足。所以，面对这种灾难导致的经济下滑，国家在供给侧的重要措施是帮助职工返岗复工，帮助停产减产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克服债务压力，逐步恢复设备利用率。新冠肺炎疫情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典型性——由于新冠病毒潜伏期长，传染力强，没有症状也会传染（这是新冠与“非典”最重要的差别，其经济意义也特别重要），所以隔离期更长，“封城”的时间也更久，即人们无法活动的时间特别长，供给能力不能发挥作用的闲置期也特别长。这会对经济增长和产业链产生较大的冲击。总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不同灾难对生产供给的影响，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

新冠肺炎（红色）与其他疾病（蓝色，从上到下分别为：埃博拉、MERS、H7N9禽流感、肺结核、SARS、1918年H1N1流感、季节性流感）R0值和致死率的对比。目前对新冠肺炎病死率的估计表明，新冠病毒的致死率低于其他大规模疫情的病原体，如SARS、MERS和埃博拉。但是这种感染似乎比季节性流感等其他疾病更容易传播。新冠病毒的基本繁殖数R0值约2到2.5。 （图片来自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five powerful charts，Nature，2020-03-18）

但是，基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提出的最尖锐的经济学问题，是“不确定性”。虽然当年SARS疫情下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相同的问题，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不确定性问题特别突出、特别严重。不确定性问题，也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前沿领域一直在研究的问题。

所谓“不确定性”，是指由于人们对一种事物的知识与信息知之甚少，从而不知道它的发生规律和变化趋势。对于一种事物，人们掌握的信息与知识程度不同，不确定性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即便在有了一定知识和信息后，只要这些信息还不充分、不准确，就仍然属于不确定信息。有时，人们可以知道它在概率的意义上大概会呈现什么样的变化规律。比如，有“百分之几”的可能性是这样，相对应的有多少收益或损失，等等。具有这种不确定性的信息，也可被称为“或然性信息”。正因如此，学经济学的人一定要学数学里的概率论，许多经济问题都要用概率的方法加以处理。

新冠病毒是一种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病毒，所以人们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的第一个不确定性，就是在发现初期（几周，或几个月？）对其一无所知。这里面包括了一系列的问题：它是如何产生的？源头在哪里？它是如何导致人生病的？医学病理是什么？它会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染？怎么传染？传染途径有哪些？潜伏期多长？

哪些人容易被传染？致病率多高？有没有药可治？死亡率多高？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可以说我们对这些问题多少有了一些了解，对一些关键问题有了确定的认识。比如：确定有人与人之间的社区传染，有些事就可以做决断了（比如封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后，一些国家和地区直接实行了14天的隔离措施，是因为中国的经验使其对病毒的传染周期有了较为确定的认识。最难的是，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当一切都还不确定时，公共卫生防疫机构和政府怎么做决策？依据什么做决策？做怎样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