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70年：经济法制度的沉浮变迁

有鉴于此，基于1978年以来学界每十年对经济法理论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回顾，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相关研究成果，基于对经济法制度产生基础的不同认知和基本共识，有必要在上述分析框架下，将70年的历史分为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1949年—1978年)与之后的40年(1979年—2019年)两个阶段，它们恰好对应我国“主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主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审视不同阶段经济法制度的存续和发展状态，揭示其变迁轨迹和相关规律，对于丰富和发展经济法理论，明晰我国经济法的未来发展方向，推进经济法的法治建设，都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试图说明，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变迁，与经济体制的变革直接相关；不同时期的经济体制，则与特定的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应，并呈现于“经济宪法”之中，影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经济法制度的生成和发展。本文将依循“经济体制—经济管理体制—经济宪法”的逻辑主线或分析框架，探究不同时期经济体制变革对经济法制度的影响，以及它们与经济管理体制乃至“经济宪法”的密切关联，通过揭示不同经济体制、经济管理体制、“经济宪法”变革带来的经济法制度的“沉浮”变化，展现和挖掘70年来中国经济法制度的变迁轨迹及内在规律。

二、经济体制变革与经济法制度的“沉浮”

在既往70年间，中国经历了不同类型经济体制的重大抉择和具体实践。其中，主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前30年(包括从1949年到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过渡时期，或称从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是经济法制度日益式微、不断“沉降”或被废弃的阶段；主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后40年(包括从1979年到1992年由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是经济法制度日益强盛、不断“浮升”或被倚重的阶段。上述两大阶段都包含“过渡期”，每类经济体制的实行都是“渐进”的过程，在不同时期，经济法制度的存续状态和发展趋势亦各不相同。通过揭示经济法制度在不同时期的“沉浮”变化，有助于说明不同经济体制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重要影响，以及尊重经济规律的重要性，并揭示经济法为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的重要法律保障。

(一)前30年：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经济法制度的“沉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如何在战争废墟上发展经济，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由于根据地时期的制度建设主要服务于战时的统制经济，以保障战争的胜利，就像“一战”时期德国的“战时统制法”一样，难以满足常态下国家治理的需要。为了解决当时政权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问题，迫切需要加强财政、税收、金融、物价等经济领域的制度建设。

在当时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国家需要基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情，建立新经济体制、制定新法律制度。为了尽快恢复和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国家采取了“三大举措”：第一，没收官僚资本，形成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以解决城市问题；第二，实行土地改革，变地主所有制为农民所有制，以解决农村问题；第三，统一财政经济，加强对市场、物价和金融的管控，逐步实现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货币发行的“三统一”，以保障整体经济的稳定。到1956年底，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公有制的绝对优势地位得以确立。上述“三大举措”和“三大改造”，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为配合上述举措，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制定了许多政策、法规，较有代表性的如《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及《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等。由于上述制度是在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的，因此，即使依据“经济法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理论，仍可将其大体归入经济法的制度类型。尽管在国民经济恢复和“三大改造”的过渡时期，国家对整体经济体制的选择尚未明晰，从而使上述制度具有一定的“过渡性”，但这些制度对于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从经济体制的选择看，在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自1956年底“三大改造”完成，我国开始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不发达市场经济(或称准市场经济)，逐渐转向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较为单一的计划经济。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国家主要靠计划手段管理经济，直接的政策手段、行政命令变得更为重要，相关的经济法律制度日渐式微，发展经济的思想被边缘化甚至遭到批判，许多法律制度被废弃，包括经济法在内的多种经济法律制度都失去了存续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