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靠减税应对疫情冲击作用不大 应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

　　应急政策稳住短期预期 持续改革稳住长期预期——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本报记者；崔吕萍

　　人民政协报

　　随着一季度中国主要经济数据陆续公布，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对疫情的“应激反应”，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出来。“不仅是中国经济，全球经济在疫情之下都有‘应激反应’，这种不确定性至少会持续到年底。为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准备以对冲这些‘应激反应’。”在接受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这样说。

　　启动危机应对模式正当其时

　　记者：受疫情影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近期纷纷提示，新冠病毒或将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甚至将出现“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后果”。在此特殊时刻，对于疫情冲击和经济“自救”，您怎么看？

　　刘尚希：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疫情防控模式和疫情风险的匹配度。现在多国形成了不同的疫情防控模式，例如中国模式、英美模式、东亚模式等，差异主要在于隔离的方法。虽然各国都在努力构建和疫情风险更为匹配的防控模式，但最终的防控效果仍难以估计，这使得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较难预测。中国经济很有韧性，但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背景下，我们仍应作好各方面准备。

　　必须看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不是暂时性或局部性的，疫情对中国形成了叠加性的冲击：第一轮冲击来自国内疫情暴发，对需求、供给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包括对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和资金链带来的影响；第二轮冲击来自全球疫情蔓延，全球经济体系受到疫情影响程度持续加大，其深度和广度还在不断拓展，且全球疫情面临着高度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甚至很有可能持续到年底。

　　基于目前对于疫情的判断，我认为中国启动危机应对模式是正当其时的。我们要避免采用原有宏观调控思路，因为原有的宏观调控思路解决不了疫情冲击的问题，这种危机应对模式并不是逆周期调节、也不是强刺激，而是要加大政策对冲的力度。当前宏观政策的性质应是救援和政策对冲，要明确宏观政策的性质，否则很容易形成政策的路径依赖。

　　财政货币政策发力要更灵活精准

　　记者：您长期关注投资和消费对宏观经济的拉动作用。特殊时期为稳住中国经济基本面，投资和消费应该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

　　刘尚希：我建议采用以公共消费为主的一揽子政策思路。当然，以公共消费为主，并不是说完全不要投资，而是把重点放在消费上，让政府投资转变到支撑公共消费这个轨道上来，不要搞成两股道、两张皮。

　　同时，激励市场主导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也能激发部分潜在需求。加强政府的数字化建设，有利于推动社会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在运用数字化方面，政府落后于企业。我认为也可以趁疫情建立一个专项计划，加快政府数字化进程，加快改变政府运作模式，提高政府运作的智能化程度，如产品服务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智能监管的提升，这有助于大大改善营商环境。政府运作模式的升级，可以为工业互联网、数字产业、智能制造和智能服务的加速发展扫除障碍和创造条件，如公共数据的开放是数字金融等数字产业发展的前置条件。这样也能激发出一些潜在需求。

　　而针对一揽子的政策方案，我认为可以设立专门的预算盘子。可以将特别国债、专项债和调整支出结构“挤”出来的资金都放到专门预算当中去，做一个与一揽子政策相匹配的整体化的安排。设立专门预算的好处在于能够对资金进行统筹，提高政府政策与资金的匹配性和透明度，也能让社会更清晰地了解到政府政策的力度和方向，以确保宏观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建立专门预算，形成政策的“规模效应”，也有助于提振信心，引导预期。

　　应对疫情冲击，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当前减税的作用不大。当前社会各界对政府赤字率和政府债券规模的大小十分关注，我认为我们更应考虑的，是政府应该在哪些方面出台政策，如何实施政策，具体怎么做。在这方面多讨论形成共识，我想这比讨论赤字和债务高低要更好。从货币政策来看，我们可以采取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举措来应对疫情。当前条件下，不用过于担心货币供给导致通胀的问题，货币供需的机理与以往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货币政策的目标应是避免资金链大面积断裂，以保供应链、产业链和就业岗位。应重新评估金融风险防控目标，应从更宽广的视野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