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了，我们怎么办？

经济危机了，我们怎么办？

马 宇

作为一名中国经济政策研究人员，我从来不会也不愿充当企业家导师或者百姓理财师。

因为我知道，企业家，尤其是中国的企业家，比我更懂市场、更懂经营，他们只是需要或者欠缺一个好的经营环境；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中的其他人，也比我更懂理财置业、居家生活，只要有足够的收入和基本的社会保障，他们都知道怎么更好地安排和处置自己的资产。

但现在，我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假充内行地谈谈个人层面应对经济风险的问题。

很遗憾，不得不把话题扯远一些，否则无法说明我为什么突然要谈家庭或个人理财问题。当此时，我居然首先想到的是，我妈妈，一位高中化学/生物老师、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在她失智以前多次对我讲过的她上大学期间的事情：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同学们都吃不饱，体育课不上，饿得浮肿着晒太阳；为了过冬，学校组织去湖（那个著名的“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的湖）里捞水草晒干了充粮食，学生们为了多捞点居然把船压沉了。而在1970年代，我的童年时期，我亲眼目睹了山东老家我的亲戚、乡亲们，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威胁下，依然做着贩菜、钉盖垫之类小买卖以补贴家用。所以，在我做了30多年所谓的经济政策研究之后，再回想这些事情，对比我们众所周知当时中国的大环境，我似乎才有了点对于中国“特殊国情”的所谓“特殊”的经济、政治、社会层面上的认识：中国人的耐受力太强大了！面对着饿死人的境况，我们依然可以熬下去并且歌颂着；面对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境况，我们依然可以毫无感觉地、甚至是高高兴兴地活下去。

这让我有了一个基本认识：境况的好坏，对于我们中国老百姓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总能活下去，不管用什么办法--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

那还理个什么财？果然只是因为手头有点钱了么？

好吧。是。也不是。

之所以是，是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我们，家庭或者个人，或多或少总算有了点可供自己支配的、富余的钱，我们当然希望这点千辛万苦挣来的钱能够为我们现在、更为未来的生活提供更多保障、更多支撑；之所以不是，是因为这点富余的钱，真的可以顷刻间灰飞烟灭，完全无法为我们今后的生活提供任何基本保障！而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能为大多数国民所指望。所以，我们不得不自己来考虑，到底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先看现在的大环境吧。如果整体形势向好，我们所有个体自然会多半跟着向好，已经不错的了会更好，还不好的会变好，这样的预期就让理财没那么迫切；但假如向差呢，甚至是危机呢，未雨绸缪就显得极为重要了。我们就必须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现在已有的财产，来度过以后的可能“危机”。

可就目前的形势判断来说，我是非常、非常担忧的，我认为现在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为困难的时期，甚至有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

让我们回想一下过去改革开放30多年中的几次经济困难时期。一次是1990年前后，最后逼得邓小平先生不得不以高龄之身南巡讲话，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才带来了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度过了那次危机；一次是1990年代后期，国内邓公南巡推动的改革开放释放出的能量已经衰竭，国际上又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国内经济再次遇到极大困难，朱当总理第一年就没有完成预定目标，力推的五大改革因为方向错误几乎全面失败，不但没能带动增长反而制造了新的问题，被迫转向开放寻求动力，于是乎有了2001年的加入WTO，带来了新一轮高增长，一直延续到2007年，可称改革开放后的一段黄金增长时期。但当入世动力释放殆尽之时，又来了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再次遇困。遗憾的是，这次我们没有像前两次那样，通过改革、开放来寻求出路、走出困境，而是推出了4万亿积极财政政策，勉强在两、三年内把经济增速维持在了10%上下，但也为此后埋下了巨大隐患。如今，多种因素叠加导致了当前以及今后可能的经济增长失速。新一代领导集体上台以后提出“新常态”，既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客观原因。且不说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内在要求是什么，如今最现实的却是增长乏力，乃至衰退（不用数据说了，本人近期在国内的调研感受比宏观统计数据糟糕得多！相比1990、1998、2008的几次困难时期，如今最要命的没有了此前几次困境中尚存的“信心”和“活力”）。所以，本人认为现在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最为严峻的时期，处理不好的话可能各种风险叠加作用爆发，出现经济、社会危机（政治问题不是咱们能考虑的，不“妄论”）--是的，“危机”！而危机的可能程度及对社会的影响力，将大大超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泰国、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美国、欧盟、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