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周黎安解读要素市场化配置：极大提振中国经济信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的意见》4月9日正式公布。在国际国内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中央出台关于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重要文件非常及时和必要，这既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组合拳”，也是兑现改革红利的“大礼包”。在人们受疫情影响对未来充满各种担忧和疑虑之时，《意见》出台可以极大提振社会各界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信心。

　　一、文件出台的背景

　　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过去数量驱动型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通过生产要素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所有制进行再配置驱动的增长已经趋于衰减，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在我国GDP增长中的贡献呈现下降趋势。中国经济的未来只能依靠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激活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长期以来，一系列制度机制障碍导致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还存在许多扭曲和错配，严重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要素配置的进一步市场化亟待推进和完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需要寻找新的动力和来源，完善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是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性一环。

　　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改革议题在十九大报告就已正式提出，这次颁布的《意见》是进一步落实中央的改革部署。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十九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到关于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大基石--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已经呈现清晰的改革路线图，为后续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方案实施与落实指明了方向。

　　二、《意见》的主要看点：

　　第一，文件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指导意见和改革举措，体现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为未来进一步改革提供了顶层设计和路线图。与近几年单项推进的改革（如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农地直接入市、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权的下放）不同，这一次的改革意见涉及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和数据多个生产要素，涉及面之广、改革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各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之间存在密切互动关系，城乡土地制度的改革会带来劳动力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而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地区交易又会带来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在空间上的重新集聚和布局；科技成果的产权界定和转化需要金融支持，知识产权证券化、商业银行通过知识产权质押、预期收益质押等方式融资，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相互支持，共同推进。这些改革措施具有统筹设计、多点突破、分类施策、协同推进的鲜明特征，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联动改革有助于形成强大合力，产生一揽子改革的交互作用和叠加效果。

　　第二，文件出台了一系列“含金量”极高的改革举措，势必对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和持久的影响。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土地管理制度方面，文件指出“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使用应更多由省级政府负责”，这意味着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建设用地指标的审批制度将进行分权改革。结合3月12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即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授权省级政府批准，同时试点将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和国务院批准土地征收审批事项委托部分省级政府批准，建设用地指标审批权下放地方政府代表了中国土地管理制度的一次历史性突破。《意见》还推出了工业用地供应方式改革思路（如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供应等），鼓励不同产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这些措施综合起来将极大地推进省内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产业布局的一体化和城市格局的重塑，加速经济、产业和人口等优质要素朝着集聚化的方向发展，有利于打造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的优势地位。

　　另外一项重要突破是在户籍制度方面，“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过去我们一直是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是与户籍挂钩，公共资源的分配也是按照户籍人口配置，这导致两大问题；一是城乡二元分隔的身份歧视，农民工进城打工却享受不了城市的教育、医疗、就业方面的福利，目前城市大约40%的常住人口（主要是农民工）享受不了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限制了他们最终融入城市；二是在劳动力跨地区高度流动的情况下，一些人口净流入地区的常住人口远远大于户籍人口，有些地区人口净流出，情况则正好相反，而我们财政资金的分配主要是按照户籍人口进行，造成地区间公共资源分配事实上的不公平。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与《意见》提及的户籍制度的其它改革（如超大、特大城市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等）相配套，可以进一步促进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消除城乡二元分隔制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在老龄化趋势加快、人口红利消失的大背景下，这些新举措势必带动地区间围绕着常住人口、优秀人才的激烈竞争，实现“人才大战”常态化，倒逼地方政府不断提高本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