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毓辉：“应确保政府卫生投入在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安排中的优先地位”

张毓辉：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卫生支出从1978年的35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1.6万亿元，40年间，按可比价格计算，实际增长69倍，明显高于同期GDP36倍的实际增长；政府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不足1%（0.96%），提高到2018年的1.8%。可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里，政府卫生投入力度持续加大，为推动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基本保障。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在经济下行压力和财政增收压力持续加大、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政府卫生支出的增速波动明显，尤其是近几年增速持续放缓，2015年实际增速为17.8%，2017年增速降至个位数，2018年继续降至4.8%，这是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尤其当前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深化医改、解决“看病贵”问题的关键时期，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全民健康覆盖”的倡议目标，我国还处在过程中，仍然需要充足、稳定、可持续的政府卫生投入来为卫生健康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因此，下一步需要积极适应财政运行新常态，转变观念，探索科学合理和可持续的财政健康投入新机制。一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的健康理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健康需求从“能看病”发展到“看好病”“不得病”，这对财政投入保障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财政投入方向需要进一步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建立以健康结果指标为导向的政府卫生投入机制。

另一方面，考虑我国深化医改和“健康中国”建设的进程，有必要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筹资增长机制，确保政府卫生投入在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安排中的优先地位，有效解决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深化医改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在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下，我国政府卫生投入机制还要更多地关注如何分配和使用资金，即考虑如何将有限的财政投入聚焦全生命周期的主要健康问题及主要影响因素，确定优先干预领域，提高财政资金的投入产出效益。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提出的“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要求，切实提升各部门的绩效管理意识，促进形成“既重投入又重产出，既重使用又重效益，既重分配又重监督”的新观念。

《中国经营报》：政府卫生投入规模之外，资金使用效率也非常重要。总体看，我国政府卫生投入的使用效率如何？你有什么建议？

张毓辉：新医改以来，我国坚持卫生事业回归公益性，政府卫生投入不断增加，2018年政府投入规模达到16399亿元，是2009年（4816亿元）的3.4倍，政府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上升到7.4%，比2009年增加6个百分点。

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保障，直接推动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取得新成就，民生持续改善、群众获得感不断提升，效率与效益不断提高。一是人民健康水平稳步提升，个人卫生支出占比持续下降。人均期望寿命不断提高，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均降至历史最低，为落实联合国健康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下降到28.6%，较2009年的33.9%下降5.3个百分点，为近20年来最低水平。二是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能力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就医需求不断满足，具体体现在机构数量、床位规模、人才队伍、诊疗人次数明显提升。三是人民群众公共服务受益水平显著提高，获得感持续增加。面向全体城乡居民免费提供统一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财政投入由2009年的人均15元提高到2020年的74元；超过84%的城乡居民15分钟就能够到达医疗机构，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明显提高。

为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可以考虑三个方面：一是要继续强化“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理念，切实提升各部门的绩效管理意识，促进形成“既重投入又重产出，既重使用又重效益，既重分配又重监督”的新观念；二是建立健全卫生投入绩效评价机制，注重对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分配补助资金的重要因素，奖优罚劣，充分调动积极性，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三是继续完善卫生健康领域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政策，狠抓落实，确保政策落地见效。比如近日财政部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具体到卫生健康领域还要做好细化。

政府卫生投入与GDP挂钩政策实践难度较大

《中国经营报》：我国相关政策明确规定，国家财政教育经费投入不低于GDP总量的4%。目前看，这一指标的设定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用显著。政府卫生投入能否也像教育一样，明确占GDP的比重，并给予政策保障？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