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融交易遇到思想博大精深的《孙子兵法》

 当金融交易遇到思想博大精深的《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子》，相传为春秋末期大军事家孙武所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军事名著。全书共分13篇，即“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约6000字。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书《孙子兵法》是迄今最早的传世本，但由于年久损残，内容不完整。现在我们看到的足本，都是南宋以后所刻印或文印的。

《孙子兵法》揭示了一般的战争规律，提出了战略上许多卓越的命题，总结了不少行之有效的作战指导原则，历来为兵家所推崇，至今仍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兵法内容极其丰富，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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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重进步战争，提出了以“道”为首的战争制胜条件。《孙子》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认为战争是关系到军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必须认真进行研究。他主张对战争有备无患，提出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是“五事”和“七计”。“五事”、“七计”包括了“民”对战争的态度、天时地利、将须的指挥能力、军队的组织编制制度、训练程度、战斗力强弱，以及赏罚纪律等问题。孙武把“令民与上同意”的“道”（“道”，指政治）放在“五事”、“七计”的首位，表明他很早就认识到了民心的向背、军心的稳乱这一政治因素与战争的关系。这种思想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军事之“道”引用为金融市场之“趋势”，市场之“情绪”，顺势交易为盈利首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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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视军队建设，提出了文武兼施、刑赏并重的治军原则和选将标准。孙武认为，要使军队“上下同欲”，团结一致，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必须“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其“文”就是怀柔和重赏，使士卒亲附；其“武”就是强迫和严刑，使士卒畏服。他非常重视将帅的地位和作用，提出把“智、信、仁、勇、严”作为选拔将帅的标准，要求将帅具有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果断、严明军纪的良好素养，有“知天知地”的广博知识和高人一等的指挥才能，并且要有“知诸侯之谋”的政治头脑。操盘手亦如军队之将帅，强有力的执行纪律素养，以及通晓政治、经济、金融领域知识及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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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规律和其他一些有价值的作战指导原则。孙武认为，敌情是“三军之所恃而动”的依据，战前必须认真地了解和掌握。在作战中，从进军、接敌到对峙、交战，都要十分重视“相敌”，注意观察各种征候，准确判断敌情，在知己方面，孙武提出了“识众寡之用”，“以虞待不虞”，“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的制胜之道。为了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武提出了一系列作战指导原则。如充分作好战争准备，了解敌我军力对比，兵力部署要从实际出发。进攻行动要突然迅速，将帅指挥要机动灵活，等等。“知彼”亦为市场行情，“知己”亦为交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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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映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孙子》反映出来的军事哲学思想，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顶峰。例如，他在论述制胜条件时，把“五事”和“七计”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物质基础，认为预测战争胜负“不可取于鬼神”而“必取于人”，表现了鲜明的无神论和反无命的态度。他注意到了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重点论是指我们解决问题时要重点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在解决主要矛盾时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点论”，是孙武考虑和处理问题的重要方法，体现了《孙子兵法》的辩证思维。孙武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篇》）。这句话，可以说是孙武认识和解决战争中各种矛盾的一把钥匙。指出，无论攻守、强弱、劳逸、奇正、虚实、远近等等战争中的对立双方，都是互相依存的，利害相联的，可以转化的。比如防御作战时，“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虚实篇》）。“顾此”则“失彼”，不可能天衣无缝，总有弱点，总有疏漏。因此，如果避其实而击其虚，敌人的主动地位就转化为被动地位了。所以孙武肯定地说:“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孙子兵法》的两点论，还表现在他对阴阳说的灵活运用。

孙子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自然之天中，阴阳包括昼夜（昼为阳，夜为阴）、晴雨（晴为阳、雨为阴）等等。可见，军事上的胜负，与阴阳四时的更替有密切关系。在行军作战时，要注意阴阳的利用。孙子在《行军篇》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孙武认为，驻扎军队应该选择向阳干燥的地方，避免背阴潮湿的地方。因为营地在背靠阴湿之地，士兵容易生病。在丘陵和堤防这种地形上，要抢先占领向阳的一面，并把它作为军队的主力或主要翼侧的依托。孙武把齐文化中的阴阳说推广到军事领域，是朴素辩证法的正确应用，是两点论的生动体现。《孙子兵法》的杰出命题“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就是强调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深刻了解、准确把握敌我双方情况，并找到克敌制胜的途径和措施。《军争篇》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意思是说，军争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危险的一面，将帅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处理战事。在《九变篇》中，孙武对此问题又进一步说明：“是故知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意思是说，明智的将帅考虑问题，总是兼顾到利和害两个方面。在有利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就可增强胜利的信心。所以，孙武在《作战篇》中指出，“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2.普遍联系的观点。孙子分析战争，不是单纯地就战争分析战争，就军事分析军事；而是运用世界万物普遍联系的观点对战争现象、军事问题加以考察与解读。战争、军事与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孙武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形篇》），这里所谓的“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计篇》）；所说的“法”，就是加强法制，严明赏罚。这就表明政治基础、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德国近代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论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则将其深化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他们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战争、军事与经济密不可分。孙武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又曰：“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作战篇》）可见一场战争，对于国家财力的消耗是何等之巨！

如何能够在战争时期避免国力过度消耗，使得百姓免受贫困之苦，这是需要着意解决的问题。战争、军事离不开外交。在谈到外交策略时，孙武说：“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道诸侯意图的时候，不可与之结交）；“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将兵威加到敌人头上，能使其得不到盟国诸侯的配合策应。）“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则其城可拔，其国可隳。”（不争着去与天下诸侯结交，也不使任何国家的势力强大，相信自己的力量，把兵威指向敌人，就可拔取它的城邑，摧毁它的国家。）（《九地篇》）

3.永恒发展的观点。孙武在书中指出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中。孙武把这些变化比作“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势篇》）。他在《虚实篇》中形容说:“夫兵形象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争象流动的水，时刻处于动势之中，水没有固定的形态，战争也没有固定的格局，都在永恒地变化着。他在《势篇》还指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与乱，勇与怯，强与弱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军队的士气是“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军争篇》），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战争需要的物资和进行的时间也在不断变化着，“五行无常胜, 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总之，战争及与战争相关联的事物，一切皆变。战争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敌我双方的矛盾斗争。为此，孙武认为：将帅必须善于临事应变，根据敌变而定我之变。“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九变篇》）指挥员只有根据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才能促使战争向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孙武还指出事物发展变化“度”的问题。事物发展都有一定限度，度是事物发展的关节点，超过了一定的“度”，事物就要走向反面。他在讲到爱卒不能骄纵时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豀；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地形篇》）他强调对士卒关心、爱护，士卒就会赴汤蹈火；但如果超过了一定的“度”，变爱护为骄纵，那样便会后患无穷，以至无法用来作战。

4.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在《孙子兵法》中，孙武也进一步指出了矛盾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的道理。他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意思是说，敌人休整得好，能设法使它疲劳；敌人给养充分，能设法使它饥饿；敌军驻扎安稳，能够使它移动。《孙子兵法》对于虚实的分析深刻而精辟。孙子曰：“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势篇》，要求“避实而击虚”，“因形而措胜于众。”（《虚实篇》）变我虚为实、敌实为虚，胜利就有了希望。《孙子兵法》在分析取胜的客观条件时讲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形篇》）。因为敌人发生不发生过失，事在敌人。又说：“胜可知，而不可为”（《形篇》）。胜利是可以预见的，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在这点上，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最为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