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五大趋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去已经将近十年，但全球经济仍然没有彻底从危机之后的余震中整体复苏。金融危机不仅仅给全球经济发出虚拟经济过度繁荣的警告，更是引导人们对过去大稳定时代经济政策遗留后果做出检讨。同时，拯救金融危机行动本身也给世界经济、政治协调施加了影响。可以说，后金融危机已经呈现全球经济扩张大幅放缓、全球经济进入“分蛋糕”阶段、全球金融市场投机性明显上升、贸易全球化速度明显放慢、贫富差距拉大的影响从经济领域传导至政治领域等五个短期内难以扭转的趋势。

一、全球经济潜在增长能力大幅放缓

从经典的索洛增长模型入手，会发现资本、劳动力、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已经在后危机时代出现了趋势性变化，这些变化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步入低增长阶段。

（一）劳动力

在20世纪60-70年代，全球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陷入低谷。1967年，全球15-64岁人口占比降至56.8%。之后受益于20世纪80年代“婴儿潮”（特别是中国此时间段内的高出生率），全球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迅速上升，到2013年达到历史顶点65.8%。随后，开始缓慢下降。所以说，全球已经在2013年跨过人口结构拐点，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会持续缓慢下降。人口结构的变动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动力。

（二）资本

拯救金融危机所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应该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货币实验，大量流动性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进入经济（虚拟或者实体）。市场流动性充沛已经是毋庸置疑的现实。但与此同时，社会投资量没有明显增长甚至趋于下降。截至2016年上半年，美国上市企业资产端持有现金及等价物的占比仍处于历史高位，股利支出增长的同时，资本支出却呈现下滑趋势。这都反映出企业产能投资意愿仍然明显不足，而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的普遍下降具有最直接影响。

如果将全球经济看作一个公司，那么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可以代表社会投入资本的产出回报率。全社会投入的社会总资本（总财富）作为分子，GDP则是分子产出的代表。在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下，货币数量加速膨胀，资产价格逐渐上涨，分母明显增大。而在危机后恢复期，全球GDP增长没有加速，分子增长并不明显。所以，社会投资回报率整体趋于下降，这是货币极度宽松的直接后果。

（三）劳动生产率

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加速发展阶段，全球经济的劳动生产率随着新兴国家不断加入全球市场、分工深度逐步加强而不断提高。传统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主要依靠自身的科技进步，新兴国家的生产率提升则主要依靠全球化分工带来的技术模仿、学习。但是金融危机之后，这种情况发生改变。

从整体上看，在信息技术革命对技术进步带动作用逐渐消退的背景下，全球新的主导型技术领域尚未形成，世界技术进步速度正在减缓。信息技术领域研发活动在整体技术创新中占有显著地位，但增长速度显著下降，而生物工程和医药技术、新材料（纳米科技）及其应用等其他高新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活动也表现出同样的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