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珍野味的政治经济学:边缘是了解整体结构最佳切入点

　　山珍野味的政治经济学

　　维舟

　　边缘往往是了解整体结构的最佳切入点。这一点，不仅对于社会观察是如此，对历史研究来说也是成立的。东北地区（“满洲”）虽然是满清皇室的发祥地，但无论是在清帝国的版图上，还是在清史研究中，可说都处于边缘的位置，而这一地区的环境史，则更是边缘中的边缘；然而，美国学者谢健正是从这里出发，揭示了以往被忽视的帝国政治经济学密码。

　　长久以来，人们对这一地区环境史的理解，基本上就是一部人类的环境开发史。换言之，它被呈现为原始、丰饶、沉睡的“黑土地”如何一步步被涌入的移民进行农业和林业开发。谢健这部《帝国之裘》所揭示的图景则是其“史前史”，他通过以往无人问津的相关满文、蒙古文文献，发现当地在清末迅速农业化之前，长久保留着的渔猎活动本身就有着深远的意义和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人参、东珠、裘皮这些高附加值的物产，早已嵌入早期全球化的商业浪潮。用他的话说，“到1800年，从蒙古到加利福尼亚的毛皮动物猎手在同一个世界里劳作、面临同样的问题、满足同样的市场需求”。

　　当然，努尔哈赤崛起时得益于人参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这早已为人所知，但我们可能还是低估了其规模：据狄宇宙估计，仅人参贸易一项，可能就让从日本和新大陆进口的白银总量的1/4流入满洲地区和刚建立的清朝。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朝其实是重蹈了辽朝的覆辙：对边疆女真地区物产的需索，在客观上改变了当地本来原始、分散的社会组织形态，促成了新势力的迅速崛起。这也是谢健忽略的一点：与其说明末清初的山珍贸易更类似北美、俄国那种资本主义模式下的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不如说它更接近于中国的传统模式，这又回到类似“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市场需求所催生出来的不是对当地的殖民开发，反而孕育出了动荡和不可控制的敌对势力？

　　答案或许在于，中国与欧美并不适合作简单的类比，本书虽然做了一些框架比较，但却没有真正深入地比较内在结构与机制。正如《棉的全球史》一书指出的，近代欧洲创设的是一种“向心体系”，其基础是“中心”从它的生产和商业体系中剥削资源和利润；但在传统的亚洲各国，却是一个通过中间商网络进行贸易的“离心体系”，生产和需求的中心并不能掌控各个贸易节点。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满清最初的壮大，其实和莫斯科公国的崛起一样，都是掌控关键节点的中间者最终“下克上”颠覆了中心，这是一个逆向的离心体系。

　　清廷之所以竭力要将人参、东珠纳入内廷管理之下，说到底是因为这关乎政治权力的等级制度，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本书强调了人参、东珠、裘皮、鹿茸和蘑菇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经济地理学所说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外围地区模式，甚至说努尔哈赤是以“商业资本家”而非简单的猎人身份发家的，这确实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但过度强调这一点也容易忽视另一面：对清廷而言，进贡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效顺的象征，而这些物品本身也不只是商品，它还有着特定的文化象征意味。

　　这就是为什么1800年前后野生人参出现减产后，清廷拒绝尝试人工种植人参这一“园艺革命”，反而烧毁种植秧参的农田。与其说这是因为他们愚蠢地认定“没有人参似乎也比秧参好”，不如说是因为他们从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像后人那样将之视为一个经济问题。按经济学的逻辑，如果朝廷完全被利润和财政收益所左右，那就应该建立自己的参场，或将现有参场合法化并征税，但这却是朝廷直至1881年无计可施之后才开始采取的措施。这或许提醒我们，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并不存在一个单独分化的“经济”领域，把一件事单纯看作是“经济”问题，这远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自然而然”，它本身就是社会认知发生变革的结果。

　　虽然整个东北（尤其在柳条边之外）在清代都被看作是一个很少被人触动的“自然边疆”，但正如本书所指出的：“‘肃清’满洲、蒙古地区的结果并非恢复大自然的原始状态；它反映的是政府的本质。清帝国并不是在保护边疆地区的自然环境，而是‘创造’了它。”也就是说，东北的“自然秩序”本身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清帝通过一系列政治管控措施刻意造成的。这一点当然人所共知：因为这里被视为特意为清朝皇室保留的禁脔，长久以来甚至严禁向关外移民，直至清末迫于日俄压境的严酷形势，才转向“移民实边”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