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危机与经济学的危机

日前，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西姆斯。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萨金特研究了经济政策永久性调整对经济的影响、理性预期理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经济史论和宏观调控政策理论及实践；西姆斯则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政策临时性变动和其他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从以往的情况看，诺贝尔经济学奖一般颁给在理论上有重大创新，并对解决突出现实经济问题有重要贡献的学者。比如，1976年的获奖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是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滞涨现象的情况下，提出了永久收入假说，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体系。2008年获奖者保罗·克鲁格曼，则对经济活动的贸易模式和区域特征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并成功预测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当前，美国经济持续疲软，欧洲债务危机不断加剧，世界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多数人预测今年的诺贝尔奖可能颁给研究政府债务和财政问题的专家，或是从事金融、微观机制领域研究的经济学家，因为这些正是目前西方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但意外的是，两位从事宏观经济研究、推崇自由市场的新古典主义派学者最终获奖。另外，自1995年卢卡斯获奖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颁给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而同一个理论的代表人物两次获奖鲜有先例。这表明，界急切地想寻找一种药方来有效缓解当前的，并重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而不是单纯提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主张。但遗憾的是，这个愿望看来落空了。不仅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该颁给谁，着实为难了诺贝尔奖评委会，而且整个西方经济学界也似乎有些病急乱投医了。

经济自由主义不是西方经济解困的良方

这次获奖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经济主体是理性的，不会犯系统性错误，同时假定市场能够出清，多数时候都处于均衡状态。由此而来的推论就是政府失灵和政策失效，政府最好的策略是“无为而治”。同时，理性预期学派倾向于认为信息是完全的，金融产品之间没有明显区别，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可以被忽略，货币和金融体系只是覆盖于实物经济之上的一层面纱（这一“货币面纱观”来源于19世纪末期瑞典学派创始人魏克赛尔的理论）。因此，理性预期学派本质上属于新古典学派，奉行自由市场理论。

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念是根深蒂固的。尽管凯恩斯革命打破了古典经济学的市场万能理论，但后来的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古典学派，仍然坚信市场是有效的。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盛行之时，市场化、自由化被放在至高的位置，市场失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淡忘。

但这次经济危机重创了经济自由主义信条。根据自由市场理论，银行家追求私利的过程提高了全社会福利，监管者通过解除或放松监管，也将促进私人部门繁荣，而事实上这两者恰恰是导致此次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同时，危机表明，即使个体行为是理性的，整个系统的结果也可能非理性，市场不但不能出清，而且可能持久地偏离均衡状态。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道德情操论》中，谈到自利贪婪只是在市场条件下资本化的人格，因此告诫世人要讲道德。凯恩斯在其金融不稳定假说中，描述了投机行为可能扰乱金融稳定，并在金融与实体经济交互作用下导致经济危机。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希勒更直言不讳地指出，“有效市场假说”是经济思想史上最惊人的错误，现实世界中，信息是不对称的，是可以操纵的；经济个体并非完全理性，而是往往存在“羊群行为”等非理性表现；市场不是完全有效率的。可惜的是，这些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深刻洞察与告诫，在危机前的繁荣时期，都被人们遗忘了。

凯恩斯主义也不是拯救西方经济的灵丹

此次经济危机也同样沉重打击了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长期以来，美国在国际上利用其储备货币地位，以国家信用担保民间信用，大量向新兴市场国家等借入外债，导致消费过度和外部持久失衡；在国内，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使得国民过度举债，超前消费，“寅吃卯粮”，透支未来购买力，导致居民资产负债表全面恶化，代际购买力失衡。而欧洲各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陆续推行高福利、高消费政策，实施全民医保、缩短工时、失业和退休保险等，致使不少国家政府债台高筑，出现巨额赤字，并最终酿成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