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说】广发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郭磊：中国经济的周期性仍然存在

　　2019年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十分不平凡，这是很多人眼中艰难的一年。全球经济局势景气不足，国际局势扑朔迷离，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全球去杠杆进程如火如荼、贸易谈判徘徊不前…

　　2020已经到来，很多2019年的困难并未解决。我们应该如何适应新的一年？如何在扑朔迷离的经济环境中寻找新的增长和方向？金融界特邀首席经济学家与您一起探路未来，解局2020！

　　本期嘉宾：郭磊 广发证券(行情000776,诊股)首席宏观分析师

　　潜在经济增速不会过快下沉

　　金融界：您提到经济增长有三个驱动力，并指出中国经济刚刚进入第三阶段（“工程师红利”驱动阶段）。最近关于我国经济增速“保6”的争论也比较多，那您认为在“工程师红利”占主导的阶段，我国经济增速应该是什么水平？“保6”是否真的重要？

　　郭磊：经济增长阶段的变迁类似于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模型，它会经历不同驱动要素的轮换。其中第一阶段往往靠人口；第二阶段靠资本；第三阶段靠技术进步。中国的增长过程亦是如此，90年代初至00年代末，我们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建立了庞大的代加工和出口产业链；再往后的十年中，我们依靠资本优势进一步搭建了全产业链工业体系以及基建地产产业链。当前阶段，劳动力、资本的边际回报递减已比较明显，而新的驱动力量正在形成，这就是“工程师红利”，它包含着教育、研发、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所带来的效率提升。

　　在上述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步放缓。到了成熟阶段之后，增长的内生性更强（更依赖技术进步），约束条件更多（比如资源的可持续性、环保等），愿意承受的风险也更低（债务风险控制），增长速度就会慢来下。

　　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中国现在潜在增长率已经显著低于6%，未来也没必要政策性稳增长，经济增长甚至3%、4%都没问题。关于这一观点，我们认识如下：

　　首先，潜在增长率已经显著回落了吗？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中国依然偏高的国民储蓄率。中国的储蓄率2010年之后缓步下行，但目前依然有45%（2018年），而同期新兴市场大约为33%，全球为26%，G7大约为20%，美国储蓄率大约为19%。IMF预计中国国民储蓄率将缓步下降，2024年将降至40%。既然储蓄率没有快速下来，经验上来看潜在经济增速也不应该那么快下沉。

　　对于赶超性经济，目标增速也不宜下降过多

　　郭磊：其次，目前就进入中低增速可不可以？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属于“东亚赶超型经济”。中国和日本、韩国经济具有不少相似点，比如高投资率、产业赶超，先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生率下降更快。中国目前人均GDP大约1万美元左右，趁着发展较快的阶段加速追赶是必要的。过去五年美国实际GDP平均增速大约是2.5%，2018年是2.8%，按照目前中美的实际GDP总量量级粗略估算，2.5%意味着我们的实际增速在3.6%以上就可以缩小与它的差距，2.8%则意味着我们需要4.2%以上。过去五年全球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增速是4%左右，我们要实现赶超，隐含的目标增速也要进一步更高。

　　再次，政策应不应该去稳定经济增速？我们知道，每一阶段经济增速基本上是由趋势性（Trend）、周期性（Cycle）、外生冲击（Shock）共同决定的。政策不应去对冲趋势性，甚至不应该去过度对冲周期性，但在某些阶段，当周期性和外生冲击的力量叠加导致经济偏离趋势性（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时段，政策确实应适度逆周期，以推动经济回归均衡。

　　最后，存量经济的稳定是“工程师红利”孵化的必要条件。转型不是一个时点概念而是一个连续概念。中国的“新经济”占增加值的比例2018年已有16%，新增投资中占比已近三成；由于新经济在增加值和投资上的增速更快，这两个比例每年都在上升。换句话说，只要是经济稳定发展，新经济贡献会持续上升，转型每一刻都在发生。但反过来看，由于存量经济占84%，它决定着需求稳定、就业稳定、金融稳定，经济增长速度一旦下行过快，一则地方政府和企业没那么多资金进行转型投资；二则资本所面临的风险溢价也会更高，新经济也会显著受损。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危机期间只有极少部分细分行业出现了一定的逆经济周期特征（比如二手交易、低端用品），绝大部分行业兴衰都是顺周期的，再新的行业也不会独善其身。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2019年Q3，“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的景气度也明显下行。

　　预计2020年目标增速6%附近，宽财政稳货币，推动基建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