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努力

　　19世纪的全球化浪潮给当时的中国带来剧烈冲击，随即，外国的经济学说便被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看作救亡图存、振兴中国经济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向西方学习”由此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学术发展的一条主线。该过程中，部分中国学者并没有止步于被动地接受知识，他们主动学习，积极主张实现舶来经济理论与中国本土的相互融合，从而开展了一系列的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探索尝试。

　　中国经济学的提出和探索，早在近代就已现端倪。彼时，中国经济学术的发展演进虽然以经济学说的西学东渐为主要动力，但已产生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明确学术愿望。之所以言其明确，是因为相关探索并非是作为中国经济学之可能的理论铺垫，而是重点表现为对原有理论的中国化应用和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事实上，这一时期已有相当数量的学者体现出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觉，试图基于中国本土立场，探索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具有一定科学性和独立性的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

　　回顾近代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可以勾画出如下的演进轨迹：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诉求在学界产生，并出现了“中国经济学”的明确提法。李权时曾于1929年写道，自己撰《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目的在于“制造国货”，而中国经济科学的目标，应在学习外来学说并将其“国货化”的基础上，“要把国货精益求精的去改良发明，终要设法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才好”（东南书店1930年版，三版自序）。不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顾寿恩于1931年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2卷第7期发表《中国经济学的时代背景及其特征》，本着“中国总该有中国的学问，中国的学问总该为中国而用”的学术理念，论证并呼吁“创造一种新的经济学”。只是在当时，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尚未更为广泛而深入地展开。

　　进入1940年代，受“学术中国化”思潮影响，中国经济学的相关探索较之以往更为频繁。1942年第1卷第11期《大学月刊》以“经济科学中国化问题”专栏，探讨了“中国经济学”“中国财政学”“中国金融学”等问题。同时，学界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民生经济学研究，并因很多学者将其等同于中国经济学，民生经济学也成为了该时期中国经济学在汲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吸收舶来经济学说时形成的一个具体落脚点。更具有典范意义的是，王亚南自1940年代就中国经济学问题持续钻研，并于1946年出版《中国经济原论》，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代表之作。

　　回望近代中国经济学界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上所做出的诸多努力，可以发现这些探索不仅形成了中国经济学的正式提法和学术成果，而且在应该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上也多有阐述，对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的探索具有开创作用，于今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此过程中，很多研究都以这样的问题为出发点，即，为什么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必要性和科学性为何？相关观点可大致总结为三类，以下分别予以介绍。

　　经济学须基于时代背景，已有经济学说不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

　　近代中国经济学人中持此种观点的最为多见，他们主要是从经济学的基本属性出发，主张经济学必然应立足于经济生活产生的具体背景。留学德日的马哲民在1944年发表于《大学月刊》第3卷第2期的《“中国经济学”导言》中指出，以经济生活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科学，除却在具体各应用经济领域的研究，应包括两大部分，“一为经济生活之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一为以现实的或特定的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经济学，或简称经济学”，而经济学的任务，则是“从现实的或特定的经济结构中，揭发其固有性或特殊的法则性”。可见，在他看来，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结构、或称服务的对象，必然受“现实的或特定的”所约束。

　　正因如此，马哲民认为，产生于西方经济社会的现有经济学说不能充分对接中国经济问题。例如，以自由放任为核心思想的经济学说，在中国缺乏“发展工业资本之客观条件”，而历史学派所要求的保护主义，却在中国因“外受帝国主义之压迫，内无开明的保育国民经济之发展的政权”而无法推行，等等。所以，不能“按照别人的公式或概念，用作金科玉律，而以中国的材料去‘生吞活剥’的或‘东拼西凑’的装潢点缀”，更不能“完全用任何解释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经济生活之经济学，来解释我们中国的经济生活”。他由此主张：“我们的经济生活，实自有特殊性，决不能以现有之欧美资本主义国的经济学来说明的；我们假使承认科学须本于事实或实际，我们当然应该以这种经济生活之事实为根据，以创造一种经济理论；而我们亦只有以自己的经济生活为根据所创造的经济理论，才能说明自己的经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