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牛人田源：半年赚7亿

 中国有好几个人都有“期货教父”的头衔，问问业内人士，他们最认可的只有一个——田源。

他，1954年生于河南开封，16岁时下乡插队，20岁时参军入伍，21岁入读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29岁调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1988年起，田源主持了中国期货市场的试点准备工作。1992年，田源组建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曾任中国期货业协会首任会长。无论家世还是经历，都富有传奇色彩。

有人说，田源对于中国期货行业而言，他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是中国目前最大期货公司的创始人。更重要的是，田源开辟了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行业，创建了这个年交易额高达554万亿的资本市场。

不是每一个传奇都有光明的收场。但所有的传奇都会有一个不寻常的开始。

而田源的这个开始，是在1983年……

　上世纪8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

1983年。当时在武汉大学教书的田源。在一次经济研讨会后。被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领导相中。调到该中心工作。

多年来。田源曾多次表示，他最大的愿望是回大学教书。但当年他并不太愿意教书，他更喜欢做研究。学习“新的东西一。

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总干事。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人物薛暮桥。当时正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经济发展中的老病和新问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价格。

薛暮桥曾回忆说。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对价格体系的改革被视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在研究中心，田源被任命为价格组组长，局级级别，负责与价格改革方案的研究和制定，职位举足轻重。

当时。因为宏观经济调控中过于宽松的信贷政策。使得投资和消费需求猛增。工业无序扩张引发通货膨胀，农副产品价格不断上涨。甚至引来很多不满。

粮价的波动。是让价格研究中心感到棘手的问题之一。由于粮食国家统购体制滞后。国家只能靠每年发放数十亿元的补贴。和使用行政手段来平抑价格。结果事倍功半。各地各部门为了争取国家补贴。甚至阻挠商品的流通。

在国务院工作期间。田源参加了很多办公会和研讨会，还到各地进行调研。对商品以及价格信息流通不畅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深有体会。

“那几年对我以后的生活理念。观察事物、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田源曾对媒体表示。

美国考察触发新思路，向李鹏总理汇报

1985年9月召开的“巴山轮会议”。世界银行参与组织。国内数十位经济学家“三代同堂”与会。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史的一个节点。

多年后。田源多次公开表达对那个年代工作激情的向往。而同样作为调研的一次美国之行。则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86年。田源参加了一个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赴美。在纽约期货交易所。他第一次看到了以幻灯片打出的石油期货行情。了解了什么是期货。

“期货就是一个合同。就是说我们俩定一个合同。决定三个月以后卖给你一个东西，把价格定下来。这个就是期货。”田源曾通俗地介绍期货的定义。

“管住货币，放开物价”正是薛暮桥主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指导思想。但在流通不畅。交易壁垒林立的情况下，物价往往一放乱。

田源发现。期货交易在很大程度可以减少这个波动。回国后。他将期货制度对平抑物价的作用写入来年的研究课题。

这个课题需要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审批。这位被田源认为“很有智慧”的国家领导人。不但批准了田源的课题，而且还给有关方而写信，要求重视此事。

根据领导指示。田源牵头成立了期货市场研究小组，考察美国、日本和香港等地的期货市场。并协同相关部委，组织实施方案和培训。

觉得条件具备后。田源小组向上级打报告。请求期货试点。但却石沉大海。1990年，在一次国务院会议期间。田源借机再次向李鹏总理做了汇报。

“庄稼还在地里就可以卖出去”李鹏表示。期货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会后批复了田源的报告。

开辟了年交易额高达554万亿的资本市场

以下内容为数年前田源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内容，小编整理于此，让我们随着田源先生当年的口吻，去深入了解中国期货市场的开辟和这位期货第一人的故事。

主持人：说起您所从事的这个期货行业啊，我想很多人都觉得耳熟，当你真让他们说点道道出来还一下说不清楚，能不能先请教您这个专家先从概念上给出我们一个对期货的认识。

田：就是一个合同。

主持人：合同？

田：对，就是说我们俩第一个合同决定了就是三个月以后我卖给你一个东西，今天我们就把价格定下来，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期货。

主持人：那么所谓的炒期货和炒股是不是一回事？很像？

田：炒期货和炒股在操作上来说其实特别像，拿一个手机呀，拿一个电话啦，下了单，买五手铜，买五股深发展一样的。

主持人：但是也有人说过，如果说买股票是以一博一的话呢，这期货就是以一博十，你同意这样一个说法吗？

田：以一博二十。

主持人：那在您的这个中国国际期货投资有限公司它最大的一单生意赚了多少，你能透露一下吗？

田：赚了7个亿。

主持人：7个亿？

田：对。

主持人：这期限有多长期货，这个就是你拿出你的积蓄的10%投资一次期货，实际上就买一次机会，这个10%可能给你带来的收入跟那个90%就有这样一个机会是一样的，所以当你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你有最好的机会的时候，我觉得人的一生做一次，有可能你这次赚的钱跟你一辈子赚的钱一样的，所以你要把这个机会放掉实际上也是挺可惜的。

主持人：我觉得您的这个说法是很蛊惑人心的。

田：真是这样。

主持人：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的中小投资者一些忠告或者说一些建议，在做期货的时候？

田：好，我觉得现在实际上到了一个中小投资者可能要大规模介入这个市场的时代，因为国务院已经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家金融期货交易所，叫金融衍生品交易所，这个交易所大约会在两个月之后挂牌。我估计，至少年底之前吧，因为已经正式批准了，现在正在筹备期，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开辟一个新的时代，就是它的第一个产品就是股票指数。所以当这个产品推出之后，这些中小投资者一定会，你不让他进他也会进来的，因为做股票的话，你要想赚钱的话，你就必须出全款，而做期货它是出5%的保证金，所以它有很大的诱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中小投资者确实是需要提出很多的关键性的忠告，就说我们第一的就是这个市场是一个零和市场，这点所有人必须很清楚，股票市场不是零和市场，股指上升了，大家都赚钱都很开心，酒楼里面大家都吃得很高兴，期货市场不是这样，期货市场每天都有一部分人赢，一部分人输，赢的人赢得钱就是输的人的钱，所以它是零和　我觉得一定不要拿太多的钱来做，就不要拿你养老的血汗钱，养老的钱留到一边，那个出去旅游的钱可以拿来做一做，大不了不出去旅游，就拿比较少的一些积蓄来做　再一个你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应该对期货非常深刻的了解有很好的服务，他们会告诉你怎么止损，怎么去判断市场，怎么样去控制头寸，所以这些基础的知识对一个投资者没有做过股票的，没有做过期货的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抱着我要赚大钱，要一夜暴富，这个时候带来的就是一夜暴亏，我的经验就是这样。

主持人：你个人第一次接触到期货接触到期货市场是在什么时候？

田：1986年，我当时是在国务院的一个政策研究部门负责价格改革的工作。当时的整个体制正在转轨，就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把价格放开，计划经济是固定价格，像你们上海那个时候的自行车凤凰车150块钱一辆，这是国家定价，现在你卖一千块钱没人管，卖一块钱没人管，那个时候所有的价格都是国家制订的，然后把国家制订的价格把它放开，逐步到市场上去经过了一个通货膨胀的过程，这价格放开之后呢，很大的一个问题，也就价格波动很大，价格波动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说粮食价格非常低的时候农民就谷贱伤农，粮食价格很高的时候，城里的消费者就受不了。

在纽约访问纽约期货交易所，那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期货，那个，当时的情景我到今天还记得，很大的屏幕，美国人喜欢做这种幻灯啊，当时叫幻灯片，现在都是PPT了，然后给我们画一个图，介绍这个石油期货是怎么产生的，因为这个是他们发明的，石油期货，在他们之前是没有的，它中间切了两个阶段，就是在没有石油期货之前，有了石油期货之后，然后呢，就两个阶段吧，他就给我们这个图看出来什么呢？看出来一个规律，就说它没有期货的时候这个价格波动很大，但是期货产生之后这个价格波动反而比较小了，然后他就说了，他们发明了这种石油期货，然后很多的石油生产商加工商，他们用这种产品保值，另外这个价格波动也变小了，我当时觉得挺好玩，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引进中国。

我当时是在国务院发展中心价格组,我们每年就要写一个第二年的研究规划，就是我第二年请国务院领导关心哪几个问题，然后我就把这个写上去了，就是研究这个研究期货市场，我们当时的总理是很有智慧的，李鹏总理，我们的报告就是他每次都要圈阅，就是这些题目他认为是好的或者是需要的，他就肯定留下来不好的就烧掉，我们的报告，就是我们的研究课题是直属总理嘛，就给他，让他去最后去圈阅，总理别的都没写，就在我那个题目下边划了红铅笔划一道，然后专门写封信，让马洪同志（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去组织几位同志研究国外的期货制度用于保护中国城市的消费者利益　一般咱们的部门都是谁出主意谁干活，这个主意是我出的就我干活，然后我就组织一个研究小组，我就组织了国务院的八个部委成立了一个这个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我就这组长，我就担任组长，然后我们就开始去研究，大约搞了三年多的不考虑你们了，你们回去协调吧，你们协调好了再报材料来，当时就把他们否决了，这次否决就决定了武汉到今天成为历史的遗憾，它永远没有这个机会搞了。

主持人：我知道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您个人的人生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啊，你放弃了自己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官员的身份正式下海了。

田：我是把这个市场的事搞好，差不多了，已经开始试点了，然后我去美国留学了，我去美国留学还是学期货，就是我的博士论文还是做期货，我就想我一定把这个东西搞明白搞透，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未来是怎么发展，然后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未来会是什么样，我觉得做官也没什么问题，一定能做到的，因为我都已经做了很长机会能够让自己占有一些股份啊，那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田：我这人大概是比较传统一些，因为这个事我想的其实原来不是很多，我这人还是比较希望把事情做起来，就是很容易提升事情的目标，这对个人的财富啊产权这方面呢不是说没有想过，但是没有动过太多的脑筋，这是我的一个不足，所以事后很多人问过我，说田源如果你是这公司的老板你还会不会出那么多风险？我还无数次想过这个问题，后来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当一个人在公司里面没有股份，尽管这个公司是你创立的，你是就亏损，你是是努力去解决它但是和自己的钱亏了我想感觉还不一样，所以这次我们的正在做这个调整，就是大家就是去借钱融资来收购股权，实际上我借了很多钱，我真的借了很多钱，所以现在我自己的压力就非常大，我会变成这个公司的股东了，毫无疑问，但是借了这么多钱，我是考虑怎么还这个钱的问题。

主持人：先把这个钱给还上？

田：对，我现在脑子转的就是，整体上一下子忽然觉得你还钱的时候，其实我现在觉得老板最重要的是你要还钱还不是你要分钱。

您跟您的同事们一直在做着的是一个拓荒者的这样一个行为。

田：对。

主持人：但我知道在您的个人生活当中还真有一段这个拓荒的经历的对吧？

田：那时我16岁，没有上高中就初中下乡了，其实16岁的孩子这么高吧，知识青年　有一个是叫花园口农场，这也是在抗战的时候，蒋介石大战花园口就那地方，那个地方整个都是黄泛区，全是盐碱地，芦苇，就是那种很高的芦苇，都是荒地，那个芦苇盘根错节的，根本不能种庄稼地，就给我们这个地。然后我下乡的第一天，没地方住，然后跟我们安排在老乡家里，老乡就跟我们安排到羊圈里住，我第一天就住在一个那个门这么高，然后爬进去然后地上铺的全是草，然后上面铺个单子，然后那个羊的臊味就扑鼻而来，我们三个知青就住那里面，就在这里边住了半年吧，然后后来就换了另外老乡一个地方，我们用了一年的选谁去喂猪，指导员说选个农村兵，说农村表现怎么样，他说表现不怎么的，那个领导说你这个做错了，说你应该选一个最好的兵去喂猪，因为现在这个猪肉供应很紧张，给部队养猪是增加部队的战斗力，所以养猪的人必须表现好的，然后我们指导员找我来商量，他说你已经决定要分到公务班去了，但是现在我们秘书长来了是要选一个表现好的战士去喂猪，他说我考虑了你是这次表现比较好的，但是不是说非要你去，因为已经决定了，你要不同意了我再选别人，他说你可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就说，我当时觉得我当兵就很不错了，管它什么呢，然后我就说反正首长决定吧，你们说让我去喂猪我就喂猪，反正首长就说，你真这样想啊，我说真这样想，他说好，他说喂猪其实也有好处，他说喂猪的人增长快，提干快。我说行，反正让我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主持人：可以体现吃苦耐劳的品质啊！

田：真的我就去喂猪了，喂猪也是挺苦的，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去磨豆腐啊熬猪食啊，我们三个人喂了一百多头肥猪。

　　　　

主持人：相当了不起，但是我觉得更了不起的是可以从武汉大学的一个普通教师一下子进到了国务院？

田：我到国务院之后，因为我姓田，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你怎么跑到国务院来了？是不是跟某个领导有什么亲属关系，后来我说那个领导是山东人，我是河南人，在无锡召开的一个孙冶方经济理论研讨会，我那时候是小字辈，参加会议很多的大专家大教授，有些政府的官员，我在那就做记录，大家分成很多组，我就在价格组来做记录，就研究孙冶方的价值规律啊和这个价格理论思想　那天8月15会议开完了大家在一块聚餐，然后南开大学一个教授，一看到我就把我拉到旁边坐下来，来问我呢，说什么什么，反正问点家常，然后最后就问我，说我这个教育部给我了一个课题，修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方本），说我需要一个助手，你愿不愿意到南开大学来跟我当助手　我说那好，我说可以，我很愿意去，因为天津我觉得比武汉大，因为天津，我是北方人嘛，我愿意，天津是大城市嘛，直辖市，我说很愿意，可以，没问题，挺高兴的，然后就走出门了，我边走，然后呢，就有一个人总后边跟上来，就问我，说田源，说那个谷（书堂）教授是不是挖你，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像，他说你到我这来，他说咱俩谈谈，然后就到他房间，那个人是当时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一个领导，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这好，他说我们是给中央领导服务的，是为价格改革服务的，我们是最高级的研究机构，他说你别信他到我这来吧，我说行吗？他说我们都觉得你小伙子不错，后来我就说，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他说那不要紧的，他不是还没发通知吗，我说对呀，后来我就想，到北京当然更好啊，我说这样，我说你们两家谁先发商调函我就到谁那去，他说行，结果就回武汉了，回了武汉之后，一个星期之内，国务院价格中心就把商调函发来了。

主持人：从学校里面一下子就去了国务院。

田：对。我觉得最大的感觉就是一下完全打开一个新的世界，就知道很多全国的事情，知道很多国家要解决的问题，知道很多国家的难题，然后你自己参与在里边给领导出主意写报告做调研，有时候领导看你写得不错，批示什么什么，觉得这玩意儿特神圣　你真有真知灼见或者有一孔之见被领导看中了，就可能马上就变成政策，就是那就个时代，实际上我就莫名其妙进了这个圈子，主要问题是写东西，写调研报告写领导讲话写方案。

主持人：直到后期发现期货市场？

田：对。很有意思，我就是五年以后什么能赚钱，十年以后什么能赚钱，我能提前觉得能感觉到，然后我就会愿意去做，但是实际上，你五年以后赚钱的事是不应该去做的，因为一定是先列，你觉得一年以后能赚钱的事你去做，最好，但是如果没有人去开始第一批闯。

主持人：没有这种理想主义色彩？

田：就后边有些事情不能发生，所以这里边英文里边叫First-mover(先驱)，就是第一个去移动的人，我大概就是属于这种人。

结束语：

不管是在黄河滩头的盐碱地，还是到后来的中国的期货市场，田源和他的同伴们做着拓荒者的事业，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感谢田源先生为中国期货市场的付出，感谢他为我们投资者创立的自由“天空”。

仅以此文，向田源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