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土地改革是解决宏观经济及调控两大难点的法宝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城乡，特别是农村土地体制改革，一方面，可以增加8亿人的财产性和创业收入，平衡过剩的工业品；另一方面，巨额没有价值的土地的资产化，还有每年调水扩土吸附发行的货币。负债和货币投放及流动有资产基础，完全可以解决宏观调控的第二个难点。

　　一、未来自然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能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

　　最近看到一系列文章，分析在既没有任何改革措施，也不实施较重大战略性的发展项目前提下，未来10到15年，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有的文章认为在2%到3%左右，有的计算的更高一些。今天会议有的学者认为未来10年最悲观的测算也在4%，并分析到这一速度会使我们在2030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感觉，这已经不是很“悲观”的数据了，而是很乐观的“悲观”预判。

　　经济学上有潜在增长速度，就我们国家而言，在特殊的分析范围内，也可将其称之为经过改革等努力，可能实现的增长速度。那么，我们姑且将什么改革和发展措施努力也没有，经济顺其自然的状态，称之为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我们对国民经济未来增长的分析，2014年到现在，时长近6年。期间，用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延后20年关系回归、外推等各种不同的办法进行了测算。先是2015年，我们对20年前人口增长与20年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建立了相关性很高的模型。我们用这一模型推算2015年到2035年间，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从7%在5年内下降到5%左右，再5年中下降到4%，后来的10年中可能在2.5%到3%之间徘徊。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数据测算，2020年到2035年间，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2.8%多一些。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当时也很不肯定。因为那时许多机构和经济学家提出了V型增长，L型增长，甚至还会高增长多年等判断，但是情况不尽人意。从这几年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看，虽然稍有偏差，但确实是沿着我们当时模拟的轨迹在变动。

　　我们也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长周期中前20年人口增长与后20年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建立了外推法的模型。二者影响的相关程度也很高，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们上述分析的可靠性。

　　去年我们又将人口因素（劳动力）作为内生变量代入全要素生产率模型，考虑到劳动年龄人口在收缩，2020年到2035年间，年均减少700多万，按照“投入劳动力减少—创业就业人数减少—居民收入相应减少—有支付能力需求减少—原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生产能力相应需要出清—资本规模相应收缩”（这几年的去产能，实际印证了这一传导机制的作用过程；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可能使去产能常态化）的传导机理，相应地对资本设置了资本收缩率系数，假定未来余值贡献从目前的水平提高到60%，也假定什么改革和发展举措都没有，其自然经济增长速度也为2.8%左右。

　　最近，国内外有苏剑和易富贤等学者，质疑目前的人口规模不是近14亿，而是12.8亿左右。我们又按照这个数据，推算了1990年以来，特别是2000—2015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据其用外推法计算了2020年到203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只有0.98%，这个数据着实吓了我们一跳。我们又基于他们的这一人口数据，用内生法计算了2020到2035年，什么改革和发展举措也没有的增长速度，为2.15%。我们分析，可能是未来教育、技术进步等增长贡献会越来越大。因而，这里也姑且将人口形势更为严峻格局下，未来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判断在2.2%左右。

　　我们预判在2020年到2035年间，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在2%到3%之间。由高收入国家门槛线变动数据计算，“门槛”平均上行速度为2.47%，未来不是静止的，还将以一定的速率上升。2019年我们即使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也还有25%左右的差距。况且，一般来说，世界许多国家GDP中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比例分别是60%到55%和50%到55%。但是，我们2018年的数据，只有43%到30%，偏差较大。

　　我们的预判是：2020到2035年间，没有大的改革和发展作为，2%到3%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社会发展走不出中等收入阶段，可能是一概率很高的事件。

　　二、经济增长：中国需要转轨经济数理分析方法的突破

　　国内预判未来经济增长的方法，多用以索洛模型为扩张的方法。中国是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正处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利用土地占国土面积的比率还有上升的空间。因此，与索洛模型的许多假设条件有着程度不同的差距。要素不完全自由流动，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状态。如土地要素不一定通过交易而是行政配置，不能市场交易定价，许多土地因没有价值而没有资产化，没有进入资本K。如果可利用土地是增长的，那么土地要素L为不变量也不成立。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国家土地的资产化和资本深化、国土利用率提高，就是经济增长潜力的来源，假设可利用土地要素增长为零，不提高土地利用率，也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转轨国家，其体制改革，就是增长潜力的来源。索洛模型各种假设条件、既定状况，不改革在中国也是不会存在的。因此，简单拿数据套用索洛模型正算，来预判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会有很大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