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洋：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历史与前瞻

图1-1 陈同志手稿

当国外投机者发现中国大量买入的时候，我们的期货仓位已经建好了。后来，在糖价涨上去的时候，五丰行将期货卖出去平仓，扣除中间商应得费用和利润60万英镑外，还赚了240万英镑。

根据我的理解，陈同志对期货市场有五点看法：第一，期货不是个坏东西；第二，套期保值是个好东西；第三，不能用期货市场做投机；第四，国外的期货交易所一些好的东西，我们可以使用和认真学习借鉴；第五，中国的国有外贸企业可以从事期货套期保值交易。在此之前，那时的组织纪律要求，去国外访问时不能去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参观。陈云同志批示以后，中国的外贸公司开始可以在境外市场做棉花、白糖等大宗商品的期货套期保值交易。

改革开放以后，1985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主席到现代期货发源地——美国芝加哥进行访问，其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CME）终身荣誉主席梅拉梅德（Leo Melamed）陪同参观了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梅拉梅德在国际期货界被称为金融期货之父。1972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元和黄金脱钩，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大幅波动。在任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理事长期间，梅拉梅德顺势而为，抓住这个时机，创办了国际货币市场，推出了金融领域第一个期货品种——外汇期货，成为金融期货的开山鼻祖。李主席在芝加哥访问的时候，专门到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去参观，这一行动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表明我国高层领导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开始了对市场的具体形式的关注与研究。据梅拉梅德后来回忆，李主席询问了期货市场的机制与作用。梅拉梅德说，他预感到中国今后可能也会出现期货市场。

198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探索期货交易。当时有许多境内外专家学者为中国改革开放献计献策，其中有一些人对期货市场有研究。当年年初，国家有关方面在北京组织了一场市场经济研讨活动，有位香港专家做了一个有关期货市场交易的报告。活动结束后，该报告的录像和文字整理稿被送给了国务院领导参阅。总理看过以后，批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同志牵头成立专班，研究论证建立期货市场的可行性。这个研究班子提出了积极的意见。

试点探索阶段（1990—1993年）

经过研究孕育阶段，各有关方面逐渐统一了认识，中国期货市场终于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1990年7月，国务院批转《商业部等八部门关于试办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报告的通知》，提到，“具体交易价格通过市场公开竞争形成”“允许远期合同在场内转让”。众所周知，标准化合同和定制化合同是不一样的，业内一般称标准化合同为期货合约，定制化合同为远期合约。而要转让必须是同质化的物品，其实这里的场内转让就暗含了标准化合约的意思。标准化合约即期货合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如果明目张胆地说要发展期货市场，面临的意识形态阻碍比较大。因此，只能对外宣称建批发市场，金融属性（T+0交易）暗藏在交易机制当中。

1990年10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正式开业，这是我国第一个拥有期货交易品种的市场，但当时还没被称为期货交易所。实际上，这是一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做法，说建立批发市场比说建立期货市场更容易被当时各方所接受，可以减少试点的阻力，这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不得已之策。近年来，我国清理了很多场外的、变相的、非法的期货交易场所，这些非法交易场所的出现与试点时期的一些历史颇有渊源。我们现在的一些非法交易场所正是学习当时的这种方式，打着大宗商品交易所的名号，实际上在从事非法期货交易，这是现阶段法律法规所不允许的。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办以来影响很大，全国各地都跟着学习其期货交易机制。但20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上关于“姓社姓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争论仍然激烈，对期货市场的负面舆论居多。1992年初，总理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对于证券、股市这些东西，“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这打破了当时人们思想上的桎梏。总理在同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政府的支持赋予了期货市场开拓者和播种者勇气。尽管期货市场在播种和成长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应该给开拓者和播种者充分的肯定。没有当时期货市场开拓者、播种者“大胆试”的冲劲和闯劲，期货市场不知道要推后多少年才能在中国建立起来。这些早期的开拓者、播种者、建设者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