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资产处置转型之惑：金矿与雷区并存

银保监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20日，约165家困境企业实施了债转股，到位资金高达1.12万亿元，但在业内人士看来，即便扣除1.12万亿元债转股项目，国内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依然拥有巨大金矿可挖。

招商平安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陈明理算了一笔账，截至2019年三季度，商业银行不良余额达23672亿，此外银行体系还有38173亿元关注类贷款，若按上市银行平均40%关注类贷款迁徙率测算，未来每年还将有约万亿规模关注类贷款转化为不良。

不良资产市场依然广阔，只是今时不同往日。

“以往，不良资产处置盈利模式主要靠关系，从银行低价收购不良资产包，再高价卖给第三方机构赚取差价。随着近年参与机构越来越多，银行贱卖不良资产包的现象越来越少，低买高卖获利模式不再行得通。”一位不良资产处置机构负责人郭海（化名）对以往低买高卖的好日子记忆犹新——凭借与银行、地方政府的良好关系，他可以用30万元收购到价值100万元的不良资产包，再按50万元转手卖给第三方机构轻松获利，但银行如今报价一口气提高至50万-60万元，倒卖几乎无利可图。

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在郭海看来，它正驱动国内不良资产处置从“靠资源人脉”向“专业化解风险”蜕变——通过不良资产风险化解与资产盘活获取实实在在的资产处置利润。只是，这也令不良资产处置不但变成脏活累活，更是脑力智力活。

如今，郭海每天都得周旋在法院、困境企业管理层、各类企业债权人、地方政府、律师之间，一方面设计能令各方皆大欢喜的不良资产处置方案，另一方面还得与各个利益方“斗智斗勇”——既要防范困境企业做假账瞒天过海，又得提防企业管理层与第三方相互勾结“转移”优质资产；既要化解企业有价值资产在剥离盘活过程所遇到的各种执行难，又得想办法寻找潜在产业投资者更有效地盘活这些有价值资产。

专注不良资产处置的吉艾科技集团董事长姚庆向记者直言，目前国内不良资产处置正呈现三大趋势：一是从资源型向专业型转变，即从原先的资产包低买高卖向专业化解不良资产风险博取收益转变；二是从区域性向全国性演变，即越来越多区域性不良资产处置机构业务触角正伸向全国；三是从风险化解向产业重组升级。

“不良资产处置转型征途走起来绝不会轻松，大家都如履薄冰。”郭海向记者透露，何况还可能“踩雷”不断。

处置“雷区”

“近期和同行一见面，聊得最多的话题不是市场前景多广阔，而是如何避免踩雷。”郭海向记者感慨说。其实多数不良资产处置机构的账本上，或多或少都有“踩雷案例”与为此所缴的不菲学费。

在他看来，之所以多有踩雷经历，一个重要原因是无法有效识别困境企业风险。具体而言，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对困境企业尽职调查不够严谨，包括对企业隐性债务评估不足，资产盘活过程对施工改造风险判断不全等，导致非但没能有效盘活资产，反而让自己深陷其中。

“但将全部责任归咎于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又有失偏颇。”一家不良资产处置机构业务总监向记者分析说。通常不良资产处置机构会聘请专业律师团队对困境企业经营状况与债务问题进行全面尽职调查，但部分律师为撇清自身尽职调查不严所承担的风险，会在尽职调查报告里加入一条免责条款，即律师拿到的企业经营状况与债务问题均来自困境企业管理层或大股东，一旦这些财务数据存在造假，与律师团队无关。

此外，由于律师团队都是“后端收费”，因此也倾向“粉饰”困境企业财务数据以促成不良资产处置交易，赚取相应尽职调查收入。

他直言，一旦不良资产处置机构“轻信”尽职调查报告，就会在处置过程遭遇各种“雷区”——比如有人突然拿着盖有企业公章的欠条要求兑付，令企业隐性债务大增，还有企业生产线本身存在大量施工问题，需要花费巨额资金重新改造，令处置成本大幅超过原先评估值。

“目前，我们对企业隐性债务的尽调，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位不良资产处置机构业务总监告诉记者。此前他在运作三笔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均遇到困境企业联保联贷企业突然上门追债的状况，所幸其中一家困境企业因有地方AMC共同参与，通过地方政府协助迅速阻断了联保联贷所引发的隐性债务扩张风险，处置得以延续，另两笔都因企业隐性债务激增而处于停摆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