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惯性 挑战政府政策选择

　　卡门·莱因哈特

　　[日本的政府债务比率占到GDP的238％，是世界上最高的。]

　　顽固的通货膨胀持续挑战并迷惑着世界各地的央行行长。无论是在试图推动价格增长还是抑制价格增长，政策制定者都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以日本为例，它在过去20年中的11年经历了通货紧缩（价格水平下降）。自2016年以来，通货紧缩力量似乎已经消退，尽管实施宽松政策，通货膨胀率一直远低于日本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自2016年以来，日本央行一直将政策利率维持在零以下，将长期利率限制在零附近，并且自2013年以来，通过创纪录地购买日本政府债券（JGBs），将货币基础扩大了约250％。日本央行目前持有约一半的政府债券的未偿还存量。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因为日本的政府债务比率占到GDP的238％，是世界上最高的。然而，尽管有这些政策，5年后的通胀预期仍然接近1％。

　　另一方面，阿根廷正在与通胀作斗争。为了配合2018年6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项目，阿根廷中央银行（BCRA）承诺保持货币基础不变。这迫使政策利率攀升至近74％。尽管如此，年通货膨胀率已从一年前的约26％上涨至约55％。

　　随着比索的崩盘，通货膨胀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进口价格的上涨。截至今年3月，比索在12个月内对美元汇率下跌了115％左右。但从汇率到价格水平的传递只是这个故事中的一部分。过热的经济根本没有发挥任何好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继2018年大幅萎缩之后，阿根廷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1.2％。

　　然而，尽管存在信贷紧缩以及其他货币紧缩状况，以及最近还有一系列价格控制的迹象，但阿根廷的通胀率仍接近40％。在莫里西奥·马克里总统执政期间，阿根廷在2016~2018年间短暂地实施了通货膨胀目标制。该计划公布后，2019年的目标设定在5％，浮动在1.5%。但可信度一直是个问题。

　　为什么通胀预期无法有效应对政策的严峻变化？

　　2001年，一个阿根廷比索兑换1美元;今天，大约要花费44比索才能兑换1美元（累计贬值超过4000％）。自2001年以来，日元对美元升值约12％（自1971年汇率开始浮动以来已升值接近70％）。在全球金融市场压力期间，不仅美元（全球储备货币），还有日元（和瑞士法郎）也出现崩溃。

　　这些惯常的汇率趋势加强了现有的储蓄—消费模式和资产的配置偏好。就日本而言（在最近的负实际利率时代之前），汇率趋势能够使储户维持其储蓄的购买力，还有助于解释日本对国内以日元计价资产的强烈偏见。

　　至于阿根廷，长期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已经形成并加深了其国内对美元作为价值储存的明显偏好。2002年1月推出的强制性比索（当时阿根廷国内银行业现存的美元存款和贷款被强制转换为比索）只能人为地暂时减少美元在阿根廷国内的使用，储蓄率依然很低，并且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私人储蓄份额储存在国外。依赖变幻无常的外国储蓄无助于缓解货币不稳定或外债。

　　那么，当中央银行的政策已证明不足以完成任务时，政府还可以做些什么来扭转顽固的通胀预期呢？

　　对于日本而言，如果想让私营部门相信未来通胀率会上升，需要打破目前将公共部门的工资与上一年的通货膨胀挂钩的做法。公共部门工资的大幅增长可能会提供曾经一度缺乏的官方信号，私营部门的工资和价格变化也会随之而来。在这样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这样的措施将与财政审慎背道而驰，这可能从根本上破坏日元升值的趋势。较高的通胀率必须成为现存的公共和私人债务的部分解决方案。

　　至于阿根廷，为避免引发典型的工资—价格螺旋上升，应要求从公共部门开始大幅降低实际工资。即使在经济最好的时候，这种做法带来的政治困难也是巨大的，尤其阿根廷有庞大的公共部门；而在选举年，（至少据我所知）历史上只有极有限这样去做的先例。除了抑制通胀预期之外，实际工资削减还可以缓解通货紧缩计划中常见的实际汇率升值（竞争力丧失）。对于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面对全球资本市场日益增加的困难，经常账户赤字是一种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