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联期货】主观交易的风险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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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广泛存在的认知偏差可能成为另一种更加有效的预测指标，因为归根到底行情的本质是资金的能量起伏，而资金的出入都是人类的思维决策结果。

众所周知，由于人类不可能完全理性，所以我们经常会犯错。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性人学说也仅仅是一种假设，因为其未能充分考虑人类心理。心理学研究发现，受到认知错觉的影响，每个人都在以“系统性”的方式犯错，而且这种非理性有时是可以预测的，即我们的非理性有时会以同样的方式反复发生着。

上述这个课题已经被行为经济学家深入研究，甚至被广泛应用于商业活动中。泰勒和森斯坦（2003）这样解释：人们没有表现出理性的期望，没有做出与贝叶斯规则一致的预测，使用启发式导致他们出现系统性失误，表现出偏好反转，并根据问题的措辞做出不同的选择。

那么这种非理性究竟是什么呢？它是如何产生的？会给我们的投资行为带来什么启示呢？下面我们将以认知错觉研究中的经典问题Linda问题为例来说明。

概念

Linda问题，最初由Tversky和Kahneman（1983）在研究合取谬误时给出，其典型的形式是“Linda今年31岁，独身，为人坦率睿智，当她还是学生的时候，曾深度关注过社会公正以及社会偏见的问题，并且组织过一个反核宣传”。请根据这一信息，依据发生概率从大到小的原则，对下面7个事件进行排序：

A项Linda是位小学教师；B项Linda在书店工作，并参加了瑜伽班；C项Linda是位女权运动者（F）；D项Linda是位拥有精神病学背景的社会工作者；E项Linda是位银行出纳（T）；F项Linda是女权选举同盟的成员；G项Linda是位银行出纳和女权运动者（T&F）。

笔者首次接触这个问题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G项，虽然说不清楚具体原因，但就是下意识地感觉G项发生的概率最大，是最贴合现实的一个选项。笔者将该问题拿到办公室讨论，绝大多数的同事，即便是以理性思维著称的程序员，都不假思索地首选G项。

实验研究表明，大约有60%—80%的被试会将T&F（即G选项）排在T甚至F的前面（Tentori&Crupi，2012；Tversky&Kahneman，1983）。不过，让我们仔细看一下C、E、G三个选项，如果G选项成立，那么C、E选项均应该成立，因为G选项是C与E选项同时发生的情况，C与E选项发生的概率较G选项更大。从数学的角度来看，被试的这一排序行为违背了基本概率法则（两个事件概率的积不可能高于其中任何一个事件的概率）。

如果我们换一个问题，将以下三个选项按照发生概率从大到小排列：A项是红苹果；B项是大苹果；C项是红且大的苹果。在这个情境下，相信不会有人将C选项排在A、B选项的前面。有没有觉得奇怪？这和上面Linda问题的三个选项本质上是相同的概率问题，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倾向于一种错误的排列，而且这种倾向不仅仅出现在一两个人身上，而似乎可以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偏差，即绝大多数人都会做出的选择倾向，甚至可以将这种认知偏差作为预测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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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

依据进化心理学的解释，人类在面临长期生存困境的情况下，需要尽可能地减少能量消耗，而大脑作为人体耗能最大的器官，它的设置逻辑不是“理性”而是“适应”，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思考”而是为了尽可能“不思考”快速作出决策。

哲学家J.D.特劳特认为，对认知偏差的研究将表明它们实际上与反射一样稳定、持久和普遍。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1991）声称，心理错觉应该被认为是规则，而不是例外。实验清楚地表明，人们受到认知限制，通常是通过使用类比而不是证据，依赖于启发式和直觉，而不是依赖于统计和逻辑，可能在几乎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系统推理错误。

人类的认知路径分为直觉和启发式的边缘路径，以及概率规则与理性的中央路径，这两种路径并不是两套截然不同的系统，而更像是一条线的两端，人类的思维游走其中，在某个程度点上作出决策。换言之，人类并不是不能够学习和使用贝叶斯规则的思考，而是由于进化需要，某些（可能是大部分）很可能再犯错，而如果每一笔学费缴得明明白白，也就离成功越来越近。

另一方面，人类广泛存在的认知偏差可能成为另一种更加有效的预测指标，因为归根到底行情的本质是资金的能量起伏，而资金的出入都是人类的思维决策结果。想想你买东西、点外卖有没有按照销量、好评排序？想想你在做Linda问题的时候结果如何？想想你有没有因为大数据推送或满减优惠而购物？人类总会犯错，所以我们都知道投资是需要反人性的，赢家总是少数，有时候盈利正是来源于他人的系统性偏差，这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他人贪婪我恐惧，他人恐惧我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