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今年物价涨幅有望保持合理区间 恶性通胀和通货紧缩都不会发生

2019年至2020年1月份我国CPI同比涨幅逐步走高，主要是受供给侧因素扰动，结构性特征明显。在此背景下，有观点结合疫情防控期间少数紧俏物资价格短期上行的现象，称我国可能出现“恶性通胀风险”。近几个月，同样受结构性因素影响，CPI涨幅较快回落，PPI涨幅再次落入负值区间，又有观点认为这反映出了典型的“通缩风险”。从基本面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总供求基本平衡，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

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与教训

关于恶性通胀的衡量标准，目前尚没有一个普遍公认的物价涨幅“门槛”，但从多数研究和历史经验来看，相关标准均远远超过当前我国物价涨幅，恶性通胀这一概念与我国事实相去甚远。美国芝加哥大学卡甘（Cagan，1956）将恶性通胀界定为每月物价上涨超过50%（相当于年化涨幅近13000%）。国际会计准则（IAS）第29条将“三年累计通货膨胀率接近或超过100%”作为预示经济体发生恶性通胀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历史经验看，阿根廷在1989年、巴西和秘鲁在1990年、俄罗斯在1992年的物价涨幅在2000%～8000%不等，玻利维亚在1985年的物价涨幅超过10000%，魏玛德国在1922～1923年、匈牙利在1946年、津巴布韦在2008年的物价涨幅百分比甚至数以亿计。相较于这些恶性通胀期间动辄“成千上万乃至过亿”的物价涨幅而言，个别观点以我国少数物资短期上涨过快来推测出现恶性通胀风险，既与事实严重不符，也易误导公众预期和判断。

总结上述出现恶性通胀经济体的共性教训，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财政赤字大规模货币化，“中央银行不向财政透支”的规则被打破，中央银行被当作印钞机直接向财政大规模透支，货币无限扩张，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失控。旧中国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大量印钞为战时财政融资，在1946年至1948年间曾一度引发恶性通胀。 二是由于爆发战争、政权失序、社会动荡等因素，经济秩序紊乱，无法有效组织生产，供给长期趋于停滞，远不能满足各类主体需求。 三是大宗商品、农产品等重要物资大量依赖进口，同时外债攀升，一旦遭遇汇率大幅贬值，可能引发国内物价快速上涨。 目前看，上述三方面可能导致恶性通胀的隐患在我国并不存在。

通货紧缩的界定与案例

国际上通常认为通货紧缩是指总体物价水平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下降（Bernanke（2002）、IMF（2003）、BIS（2004）、Ophèle（2009）、Borio et al（2015）等）， 并表现为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和伴随着经济衰退（易纲，2000）。

总结起来，典型的通货紧缩主要具备三个特点。 一是总体物价紧缩而非局部物价紧缩。美联储前主席Bernanke（2002）特别强调了“总体”二字，认为在低通胀经济体中，由于供需、成本等因素变化，一些部门价格下降是正常的，并不构成整个经济体的通货紧缩；只有在物价普遍下跌、样本广泛的价格指数（如CPI）持续下降时才可称为通货紧缩。IMF（2003）将CPI涨幅或GDP平减指数例举为较合适的总体物价水平代表指数，并指出任何经济体中总存在部分结构的相对或绝对价格下降，这是价格信号正常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体现。 二是物价连续一段时间负增长。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主席、法国银行前副行长Ophèle（2009）明确区分了通胀弱化（Disinflation）与通货紧缩（Deflation），前者是指物价涨幅收窄或暂时为负（如物价涨幅从3%下降到1%），而只有物价涨幅持续为负时，才构成后者，即通货紧缩的范畴。IMF（2003）指出，一至两个季度的物价暂时负增长，尽管在技术上可以理解为通缩，但并不值得担忧。 三是伴随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和经济衰退。易纲（2000）指出，典型的通货紧缩具有“两个特征、一个伴随”的特点。本质上，通货紧缩的过程是一个商业信用被破坏的过程。作为一种货币现象，通货紧缩首先是货币流通量的下降，而不仅仅等同于价格下降。历史经验表明，物价水平下降和货币供应量下降“两个特征”同时发生时，必然伴随着经济衰退，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给经济社会带来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