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信托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良好态势

经济决定金融，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从根本上决定金融发展水平和质量，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就是金融部门的最基本业务。近年来，信托业按照中央有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要求，充分结合信托制度特点，在服务实体经济与推动经济结构升级方面迈出了新的步子，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2017年以来，面向市场需求的信托业融资类业务小幅上升，占比从2017年16.87%提高到2018年19.15%；2019年2季度，达到21.83%。事务管理类占比则从2017年59.62%减少到2019年2季度55.12%。资金信托流向工商企业、基础产业和房地产业占比从2017年52.75%上升到2019年2季度60.03%；流向金融机构与证券市场的资金信托占比从2017年32.91%锐减到2019年2季度25.42%，净下降7个百分点。信托业在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大趋势的同时，优化融资结构和信托产品体系，不断探索新的服务领域和模式。2019年信托公司问卷调查表显示，有41家信托公司支持制造业资金从2017年1063.35亿元增加到2019年2季度1762.69亿元，增长65.77%；2019上半年投向小微企业的资金余额为8701.27亿元；27家信托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存续规模在2019年2季度达到5459.54亿元；越来越多信托公司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创新性地推出了绿色信托，2018年末绿色信托总数达到431个。

通过强化金融服务意识，信托业在努力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元化、更切合实际、更高效的综合金融服务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信托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时代动因

信托业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金融部门，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为此，信托业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要适应中国实际，就应当深化新时代下经济增长与信托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才能走出中国信托业特色发展之路。

生产率提高与储蓄增长

在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中，投资需求曲线变化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最重要来源。实际经济周期经济学家认为它们来自于生产率冲击，应该看到，本世纪初以来新一代信息技术进步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普遍提高了经济部门生产力率，而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得我国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两者结合的必然结果是劳动生产率有了大幅度提高。经济部门生产率快速提升的直接表现就是以美元值测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持续提高，2000年人均GDP为960美元，2010年提高到人均4561美元，比2000年增长3.75倍；2018年人均GDP达到9425美元，比2010年翻了一番多。人均收入增长是决定经济结构变动与居民对金融服务需求变化的最重要因素。

只有生产率提高才能带来人均收入增长，才会有持续上升的居民储蓄率，才能满足投资的资金需求。可以通过对2000、2010和2018年三个时间点上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储蓄等一系列经济指标分析来反映新的经济发展态势，以及对信托业务开拓所带来的实际影响。

其一、2000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9.4；城乡居民储蓄总数为6.43万亿元，人均储蓄为5076元人民币；全国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城镇居民高收入户（20%）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65美元。较低的人均收入使得整个社会尚未积累起更多的居民储蓄数，居民缺少盈余资金，其投资欲望也就不强了。虽然2001年4月出台并于10月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信托业并未出现资产规模的大幅度增长。此时多数居民家庭处于为维持生计而奔走，居民储蓄随着可支配收入的逐年提高而慢慢积蓄起来，假以时日，城乡居民家庭储蓄才能多起来。

其二，2010年信托业的信托资金规模为2.89万亿元，站在这一年份的发展风口上，信托业踏上了高速前进的旅程，到2017年信托资金为21.91万亿元，信托资产数达到26.65万亿元。2010-2018年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35.7锐减到18.44；城乡居民储蓄总量从30.33万亿元增加到71.60万亿元，增长136.07%；人均储蓄数从22619元增加到51510元；2010年，居民家庭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移动电话等耐用消费品家庭普及率已经接近或超过100%，到2018年若干耐用消费品普及率只有少许增加，耐用消费品排浪式推进早已告一段落。2010年之后，居民储蓄数的年年增加必然会形成将储蓄转换为能够带来更高回报率的投资需求。

其三，不同地区的居民家庭有不同收入，同一地区的居民家庭也有不同收入水平，对投资需求也是不同的。2010-2018年间，城镇居民高收入户（20%）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080美元增加到12360美元，翻了一番多。2010年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主要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均超过7500美元，其中长三角的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宁波均超过1万美元，珠三角的深圳、广州、珠海、佛山均超过1万美元；2018年，这两个三角洲的深圳、无锡、苏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经超过2.5万美元。更高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意味着居民家庭储蓄数会越来越多。

2010年，是信托业发展的分水岭，或至少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表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城乡居民储蓄稳定而持续增长时期，对资产管理业务的需求变得日益迫切。供给创造需求。2018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总量已经达到78.42万亿元；2019年3季度末，住户存款达到80.13万亿元，这是未来几年资产管理行业能够保持继续前进的资金来源基础。在众多资产管理子行业中，信托业能够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是将居民家庭的盈余资金转换为实体经济迫切需要的资金，加快了经济结构的快速升级，同时也提升了信托业在社会融资体系中的地位，2010年信托资金占社会融资规模4.45%，2017年则上升到12.54%。

储蓄-投资的良性循环

尽管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需要资本品进行生产，但是居民家庭并不直接进行资本投资，是通过放弃消费来存钱，并把这些资金供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职能就是承担把居民储蓄资金向社会资本积累转换的“中介”。金融机构融资功能是现代经济活动的自然现象，如果没有这种融资活动，只有那些具有收入超过当前消费剩余的经济部门和个人才能有资本积累的机会，而这些部门和个人从增长观点来看可能是无效率和次优的。解决的办法是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和推动金融发展的深化，从而提高社会资金在资本形成中的效率。

在通常的经济分析中，储蓄与投资这两个词可以互换使用。资金循环流转的社会现象是居民将收入分为消费和储蓄，当居民不是把全部收入花在消费品上时，可以通过金融部门把资金转让给借款人，后者用这些资金去购买机器设备，或者购买钢材、电解铝、水泥等建筑材料以建造公路、桥梁、地铁、医院、学校、住宅等资本品，这些能够帮助我们在未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在任何一年里，如果一个社会的居民普遍增加其消费，他们可以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却只能减少其投资数，即只能生产更少的投资品。这样的选择会在不同政策诱导下发生改变的，也就影响了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率。

经验研究表明，用于投资的产出比例和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样的政策思路说明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提之一，就是需要保持一定的居民储蓄率来支持实体经济的资本形成，政府部门可以提议投资应当是一个更高质量、更高标准的资本形成率。如果储蓄率高，经济的稳定状态将会有大的资本存量和高的产出水平；如果储蓄率低，经济的稳定状态将会有小的资本存量和低的产出水平。因此，减少储蓄率的长期后果是较低的资本存量和较低的国民收入，认识这一相关性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尤其重要。

图1-1是2011-2019年6月固定资产投资、居民储蓄、名义和实际GDP增长率变化点线图，居民储蓄增长率有4年高于名义GDP增长率，有5年低于名义GDP增长率。2012-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比储蓄高得多，而2015-2018年则低得多。这是2016年中央政府采取“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政策之后所取得的进展，控制和下调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2016年和2017年固定资产名义增长率分别是11.83%和5.72%。然而，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数仅为63.60万亿元，比2017年64.12万亿元少0.52万亿元，是一个短期的投资下降冲击，必定通过投资的乘数效应导致消费需求下降，并将传递到整个经济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紧缩”，必然出现收入增长放缓，导致居民储蓄增长的放慢，也会制约未来的投资数量。

应对经济下行与防控金融风险的方法是多种的，鼓励居民储蓄是其中之一。单纯通过减少固定资产投资，或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能够实现“降杠杆”的目标，代价是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虽然短期内对经济活动与就业冲击比当前预想的要略为好一些，中期效应可能是非常严厉的。通过鼓励居民储蓄的办法来增加总储蓄量，尽管短期内可能影响消费量，当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将储蓄资金配置到高生产率的实体经济部门，既实现了稳增长的目标，又推动了高生产率部门的更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