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

北京时间3月23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根据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指令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对华采取限制措施的建议。美国此次对华301调查的重要借口之一，是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美国商务部2月6日公布数据认定，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高达。这个数字成为美国近期对华挥舞贸易制裁“大棒”的重要依据。

“3752亿美元”这个数额一经公布，就引起了美国企业界和经济学界的质疑，甚至有美国企业家调侃，“特朗普看不懂服务贸易”。

那么，美中之间这个3752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逆差是怎么来的？从全球价值链来看，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利益顺差在美国。从美国公开的数据、政策，以及中美贸易的发展来看，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产生与美国的政策取向、货币地位、储蓄率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当前这种全球国际分工的安排中，特别是在中美贸易的整体格局中，美国不仅没吃亏，还有些“得了便宜卖乖”。美国政府应正视产生贸易赤字的国内深层次结构性原因，而不能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和主要贸易伙伴。

首先，从政策取向来看，目前这种格局是美国在政策上“一放一收”的结果。

“一放”，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对其国内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逐步转移外放，并在此后的时间里，在其国内主要致力于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逐步利用其科技优势、生产优势等塑造出以服务业为主，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格局。

这种政策反映在中美经贸问题上面，成为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公司布局海外，特别是在中国投资巨大，这些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以及与国外的产业内贸易成为美国贸易逆差急速扩大的主要原因。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日前在华表示，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3752亿美元，其中，至少有40％来自于中国以外国家制造但在中国组装产品的供应链效应，“3752亿美元占2017年美国全球货物贸易逆差的47%。如果考虑来自中国以外的投入，使用经合组织和WTO提供的贸易和增值矩阵进行调整，则可以将份额从47％降至28％。”

“一收”，指的是美国多年来严格执行出口管制措施，尤其是在推动其本国经济发展的高科技产业方面，几乎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近年来美国对华出口限制不减反增，甚至扩大到部分民用的非美国独有的科技产品。这进一步加剧了美中贸易的不平衡。今年两会期间，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就指出，“中美贸易不平衡与美方高技术对华出口的管制有关。美国研究机构报告显示，如果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放宽，对华贸易逆差可减少35%左右”。

其次，从货币地位来看，贸易逆差是美元作为全球本位币、美国作为世界最后消费者的必然结果。

1974年“石油美元”体系建立至今，国际货币体系的流动性基本上由美元来承担，形成了美国国内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美国又不断利用美元的国际“硬通货”地位弥补其国内生产不足的格局。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产生是利用别国剩余储蓄，来维持其超出自身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的必然结果。如果美国不能维持贸易逆差，则全球经济将因失去美元流动性而失速，也会对美国经济形成“反噬”。

第三，从储蓄来看，美国贸易失衡是其国内“消费—储蓄”结构失衡的表现。

“寅吃卯粮”是美国民众习惯和日常生活的常态，居民储蓄率低短时间内无法得到扭转，美国的政府支出也不可能短期内明显压缩。除非美国提高国民储蓄率或者降低投资，否则美国实现经常账户的盈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斯蒂芬·罗奇指出，美国贸易赤字上升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在没有储蓄的情况下追求增长。与现代经济史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国内储蓄率最低。他认为，从净国民储蓄率这个指标即企业储蓄、家庭储蓄和政府支出的净值来看，美国现在的净国民储蓄率还不到过去长期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缺乏储蓄情况下，还要保持经济增长，所以美国要从国外进口资本，同时必须面对经常账户赤字和多边贸易不平衡”。

政策取向、货币地位、储蓄率低，这几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产生了美国巨额贸易逆差，这实质是美国国内深层次结构性原因。此外，尽管美国存在巨大的货物贸易逆差，但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又拥有强势货币，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来维持较低通胀率，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增长。来自国外价廉物美的产品提高了美国民众实际购买力，提高了底层民众的福利。对美国而言，这是占便宜，而不是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