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加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无论美做什么 香港仍是中国开放的市场

过去两周以来，全国人大有关港区国安立法的决定和美国借此威胁对港制裁成为市场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这些事态发展会不会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还能不能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继续创造独特价值？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浅见。

首先，我们需要梳理一下，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小小的香港为什么仍然能对中国的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呢？在我看来，这主要是凭借香港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血液”功能。

香港为什么能够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不断参与全球化、也影响全球化的历程。如果以人体结构来比喻的话，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是逐渐与世界在骨架上（交通、运输、通讯）的物理联接、肌肉上（贸易、制造业、供应链）的化学联接、血液上（金融、资本）的生物联接、和今后在神经网络上（人工智能、5G网络与量子计算）的智能联接。

无论是对于中国内地还是西方世界来说，香港在每一个阶段都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但其功能也逐步进化与升级：从骨架联接转向肌肉联接、再到血液互联互通。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迅速扩大，香港的“血液”功能也从开始简单的“输血”引进外资，慢慢演进到今后对资本“血液”的改造升级，最终会实现与全球“血液体系”的互联互通与功能互换。

香港市场的“输血”功能始于中国传统企业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赴后继地在港上市筹集资金。目前有超过1,260家内地企业在港上市，总募集资金超过6.7万亿港元，总市值达到26万亿。同时，经过不懈努力，香港交易所推出了助力新经济发展的重大上市制度改革，为香港市场注入新经济的DNA。短短两年里，共有87家新经济公司成功上市，包括越来越多海外上市的中概股回归，累计集资超过3,000亿港元。

香港市场的功能从初期主要“输血”逐渐升级为“造血”，则始于近年沪港通、深港通与债券通的推出与迅速发展。今天内地市场的“血液”与国际市场的“血液”存在巨大差异，很难直接交汇相融。通过互联互通，香港市场将外来“血液”北上引入内地市场，又让内地资金南下按国际规则投资港股，大规模的双向流动必将深度优化内地的“造血”功能，大幅促进内地市场国际化进程。截至今年5月底，沪港通南北向累计总成交36万亿元人民币；债券通达成交易超过5.7万亿元人民币。

这种新的“造血”功能是基于发挥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基础上的互联互通机制，以最低的制度成本形成了本地托管、净量结算、资金闭环、监管互助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了两地不同“血液”在不同制度下的有效转换，让它们既可完全按国际惯例和市场原则自由流动，又能防范资本大进大出。

在为祖国创造价值的过程中，香港成就了别人，也成就了自己，一步步从当年的区域性股票市场升级成为一大国际金融中心。这一成功的核心归功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全国人大有关港区国安立法的决定会不会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国安法是针对特殊问题且适用范围清晰及有限的特殊立法。在特殊时期、特殊国际环境和挑战下，我个人认为，中央推出这个法律带有相当的被动性，其初衷绝不应该是为了改变或者收缩“一国两制”方针。回顾香港回归以来，尽管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曾经引发过风风雨雨，但我认为，中央希望23条在香港本地立法的初衷一直未有重大变化。直到2019年香港发生的一切，以及中美争端的全面升级，彻底打破了各方对香港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和平衡。因此，港区国安法在此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由中央立法已为必然，同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正是因为这种无奈，我个人认为，这个立法的适用范围应该很窄并有非常清晰的边界范围，而不应该具有广泛性和过大的延伸性。

第二，“一国两制”符合中国发展的根本利益。全国人大立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香港的长治久安，是为了从法律层面确保“一国”。一旦“一国”得到保障了，国家绝没有理由与动力去削弱“两制”，因为“一国两制”不仅有利于香港，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保障“一国”的国安法实施之后，“两制”只应更加充实，更加丰富，空间更大。其效果在经济、金融等商业领域里将尤其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