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目光放远，才知道中国经济底气何在

　　长江日报记者邢帆 采访

　　当前，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形势，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近日，“芯”驱动高端论坛暨2019北大国发院（武汉）论坛在光谷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等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受邀演讲，分析武汉高质量发展，展望中国经济前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底气何在、信心何在？我们借此机会采访了姚洋教授。

　　中国巨大市场摆在这， 没有哪个企业会轻易离开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您认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会呈现怎样的态势？

　　姚洋：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影响体现在外贸方面，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外贸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在逐渐降低的，现在已经不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从短期来说，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稳定信心。譬如怎么去稳定股市？一方面我们要出台一些政策，一季度那些刺激政策，我个人觉得不要急着推出去，要维持一段时间，这样才能让大家意识到经济的流动性是充分的，股市才具有稳定性。另一方面，在生产面和消费面，也要有一些实际的政策举措，提振消费，降低企业税费，当然，税已经降过了，也很好地减轻了企业的成本费用。把大家的信心维持住，我们短期内就能平稳地过渡。

　　长期来说，我觉得中国经济没有任何问题，中国经济韧性超过了世界上很多的国家，虽然面临一些挑战，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这一判断的根据是什么？

　　姚洋：首先，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部门中任何所需的部件、技术，就算在某些领域技术和生产能力不够好，也还堪用，因而能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中保持较强的抗风险能力。随着在中国用工成本的上升，以及不确定的世界环境，有人担心大量企业会转移到国外。这有点杞人忧天了，由于中国的产业比较齐全，外国投资时，很容易就能从本地找到生产厂家，大大降低了产品生产的成本。这使得中国即便劳动力成本已经明显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大量的产业还是愿意留在中国。所以，一些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可能会转移，但绝大多数企业还是会留在中国。

　　其次，中国的市场足够大，这意味着企业发展的前景值得期待。例如“平安保险”，这个完全立足于中国市场的企业，能在世界500强中排到第28位，为什么能发展到这种程度？就是因为中国巨大的市场摆在这。所以我们国内的企业也好，外资企业也罢，不会看不到中国市场的价值，也就不会轻易离开。

　　第三，我们政府政策调整的速度足够快，一看到经济有下行的压力，就会有一些激励性的政策出台，保证经济平稳过渡。

　　中国不是第一次被“卡脖子”，这反而促成自主研发动力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仍然存在的战略机遇期，如何看待危机和机遇的关系？

　　姚洋：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些挑战，虽然会给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困难，但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发展的机遇。现在最大的挑战显然是美国对中国的技术的封锁，短期内来说，我们技术进步的速度肯定会降低，因为我们很多技术都是从国外，特别是从美国引进的，被封锁了，技术进步显然会受到影响。但长期而言，这反而会成为我们进行自主研发的动力。

　　我们回顾一下新中国70年的历史，其实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前苏联一开始援助我们，后来不援助了，我们就自己干。我们的空间技术、原子弹、导弹技术都是这样给逼出来的，而且到了今天，我们都走在了世界前列。之后，美国不让我们参与国际空间站建设，我们就自己建一个。GPS被美国垄断，我们就自己研制。本来想跟欧洲合作，欧洲不愿意，我们自己还是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发出来了，而且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将来能跟GPS竞争的导航系统。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国外卡我们“脖子”，我们做得可能会更好。当然了，这需要艰苦奋斗，可能要10年20年30年的时间来做一件事情，但最终，中国能做成！

　　有许多观点，将自主研发、技术引进看成非此即彼的关系，您怎么看？

　　姚洋：首先，引进技术，成本更低。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自己去开发，都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代价，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对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引进现成的技术，能快速缩小技术差距，如果消化吸收后还能再创新，甚至可以形成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同时，绝不放弃对外开放。但是现在，美国人说“对不起，这个技术我不给你了，不想让你‘占便宜’”，我们当然只能自己进行研发。事实上，引进技术和自主研发间并不对立，有的领域、有的技术，是不可能通过引进得到的，只能靠自己，不存在引进还是自主研发二选一的余地。

　　所有技术都自己来搞，既不现实，也会大大降低国家发展的速度，甚至出现一种技术还没研发出来便已过时的情况。但一味地迷信引进技术，容易对发达国家形成技术依赖，在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上处处受制于人。通过自主研发，提高本国的技术能力，既能更好地引进和消化先进技术，也是最终摆脱对国外的技术依赖，在技术发展方面避免受制于人的根本保证。所以，自主研发和开放交流要同时进行，决不能有所偏废。

　　当了多年的“世界工厂”，中国“积攒”了齐全的工业门类

　　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经济结构转型，相比而言，中国的转型有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姚洋：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最大的特殊性来自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式，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并到达需要进行经济结构转型的阶段，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出口加工业，已经进行过经济结构转型的国家，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是这样的。比如说日本，要生产出口汽车，整个产业链几乎都由自己完成。

　　中国能依靠出口加工业，我想这跟这一轮全球化是有关的。全球化就是让产业碎片化，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并将其切开，一个国家可以只生产价值链里面的一部分。这就为中国搞出口加工业提供了客观条件。对于出口加工业，一开始大家都不喜欢，认为过于低端，永远在给别人“打工”。实际上这也是错误的印象，得益于价值链的碎片化，我们可以进入每一个产业，虽然一开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但随着我们在加工链上越走越高，掌握的技术和生产条件越来越完善，也就拥有了越来越多工业部门。比如华强北，以前就是做做山寨手机，现在里面的企业涉及电子、电器、通讯等多个行业，不少都实现了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而像日本那样，虽然一开始就拥有较为完善的汽车产业链，但一个国家在一定的时期生产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大量资源投入到汽车产业，其他一些产业就无暇顾及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形成这么全面的工业体系，恐怕和我们搞出口加工业有关系。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也带来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最大的特征和优势：需要进行转型时，中国已经成为唯一一个工业产业部门齐全的国家。

　　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贡献？

　　姚洋：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世界的经济增长里面，大概有1/3都是由中国推动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这些年，中国对外援助增长得非常快，为很多贫困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最后，中国的发展模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而最重要的借鉴作用，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脚踏实地、务实主义。我们走出国门就会发现，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因为被殖民过，被帝国主义侵略过，像非洲还有大量人口作为奴隶被贩卖，所以存在一种受害者情结，表现出来就是非常强烈的自我价值感和民族的荣誉感，结果就是不愿意去做低端的产业，恨不得一步登天，直接就去生产“奔驰”汽车。

　　而我们则脚踏实地，花了40年时间，几乎进入了世界的先进行列。这是中国的一个发展经验，也就是说我们告诉发展中国家，用一代人到两代人的时间，可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但是，这里头没有捷径可走，要从低端先做起。

　　【编辑 邢帆】

　　（作者：邢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