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计划经济失败的有力物证

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们卖余粮后，把钱存入信用合作社

各种票证曾经长期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那段长长的时间充满数也数不清的票证。现在回忆，居然想不起什么东西是不“凭票”供应的。

一旦对“历史”作深入研究或换一个角度，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史书中有时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个抽象的概念后面，往往事关千百万人的悲欢离合、一生一世。1953年末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史书中只是短短一句，至多是分析这一政策对国家工业化的作用，而这一政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则从未提及。

“统购统销”切断城乡的有机联系

从1953年秋起，中共中央陆续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后来国家又对棉花和棉布实行了计划收购和供应。1953年实行此政策当然有短缺经济本身的原因，但当时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计划经济。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生产与消费都必须纳入计划。严格的计划经济对生产到消费都要实行计划，因此对居民的日常消费也只有实行“票证化”才能计划管理。

这样，国家实行了对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农民只能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摊派数量将余粮出售给国家；城市居民的口粮、食油及穿衣用布都按人口定量凭票供应。中国社会形成僵硬的城乡二元结构，全部中国公民被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个等级，吃农业粮者若想“农转非”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几乎难于上青天。由此，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的区别不仅仅是居住地和职业的不同，而是一种难以更改的、世袭的身份不同。直到今天，这种城乡二元结构还未被打破。因此，这一制度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之广和时间之长，甚至是超过了包括“文革”在内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统购统销”实行后，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资源几乎全部被国家掌握，切断了城乡间的有机联系。农民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产品，城市居民也不能自由购买自己所需物品。这种社会结构极其“稳定”，但却毫无生气与活力。“统购统销”一个最直接、最现实的结果是切断了还有一定数量的资产阶级与农村、农民的经济联系，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需要的原料、市场全在国家的掌握之中。这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势在必行，而且易如反掌。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 指出国家要对部分商品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

有关票证的“黑色幽默”

由粮食的“统购统销”开始，各种票证越来越多，这其实是经济越来越困难的表现。在经济发展较好的1964到1965年，商品略为充足，票证就开始减少，而在“文革”十年间，票证的种类达到顶点。从鸡鸭鱼肉到烟、酒、糖、瓜子、花生、粉丝……从自行车、缝纫机、座钟、大立柜到线袜、尼龙袜、卫生纸、打火石、火柴、肥皂、灯泡、线团……许多东西只有在年节才有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过期作废。即便是票证规定的东西，也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才能保证供应，其他许多地方连票证规定的东西都不能保证供应。生活是纷繁复杂的，这种简单的“一刀切”必然造成生活的荒诞，几年前《北京晚报》曾举办过一次“票证的故事”征文，不少作者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诉说了一个个真实、具体、生动，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生活本身的荒诞，有时竟超过了“黑色幽默”作家们的想象。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票证旧事》一书，辑录了一些人写的亲身经历，为那一段普通人的历史“作证”。王春瑜1961年决定结婚的因素之一是因为婚后才有副食品供应证，凭此每周才能买到几块豆腐干、半斤豆芽之类。宁宗一小孩才出生几十天，家中唯一的一个暖瓶被打，生活极不方便。而一个暖瓶要一年所发全部“工业券”，根本无法购买，只好硬头皮向邻居暂借（邻居也只有一个），以渡过难关。此后，暖瓶成了他的一种心病，生怕打破，“夜里睡觉都变成了大喜、大悲和大惊的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翁美英1961年生孩子时，街道特别照顾，给了她一张铝锅票，使她着实高兴了好几天。烟票只发给“烟民”，但“烟民”的资格要由个人申请、领导认可， 不少人为了给亲友搞烟票也开始吸烟，不想往往“弄假成真”，自己也因此上瘾。而且，烟票是根据职务高低分等级的，低级者不能买高级烟。由于食油定量极紧，时为农工的张贤亮发明的“眼药瓶滴油法”在农场迅速推广。花生早成奢侈品，时为北京市长的彭真大费脑筋，终于在春节搞到一批花生，全市每人二两。梁晓声永远感激他们的街道票证员王姨，因为她的偷偷照顾，“那些年我们比别的城市居民吃到了更多的豆腐”。不是过来人大概很难想象， 在当时能多吃些豆腐确可谓“恩重如山”！如果家里要买被面或有人要添棉衣，就要集中全家有限的几张布票；为省布票，有人在春天只好将棉衣里的棉花掏出作单衣穿。当然，在所有票证中最重要的是粮票，由于定量极少， 多数人家都有浮肿病人。何满子当时正在“劳改”，“饿得眼珠发绿，浑身浮肿的人们为了几斤粮票打死人的案子，我就听见过多起；还同一个因抢十几斤粮票和少数钞票而在铁路边打死人的死刑犯一同在宁夏中卫县的公安局拘留所里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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