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重大潜力

    加快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无论是对我国的短期增长，还是对我国的长期发展，都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值得关注的领域。

    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这里的“人”，包括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现在很多城市放宽了落户限制，包括实行积分落户等，但执行中还存在只要白领、不要蓝领，只要大学生、不要农民工等问题。所以，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主要是让农民工落户，就是农民工市民化。

    一、农民工市民化，怎么看

    经济增长，包括但不限于拥有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条件：一是有干活的人，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二是有吸收劳动就业的产业，能保障劳动力就业；三是有消费这些产业的市场，消费力与生产力大体均衡；四是有支撑消费力的群体，消费旺盛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农民工市民化，可以释放上述四个增长条件。

    第一，有利于再获人口红利。

    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8年减少，累计减少了2763万人。从数字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似乎消失了。但对人口红利要多角度分析。只有劳动力，但不工作、不创造财富，是不会带来增长的。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这方面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而只有参与率，但劳动时间太少也不行。从劳动者个体来看，中国的平均劳动时间长，没有多大潜力了。但劳动时间不仅要看个体，也要看总体，也就是全体劳动者一生的劳动时间，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力，主要就在农民工。

    由于农民工不能落户，很多人40多岁就回老家去了。因此，和城市劳动者相比，农民工一生相当于少工作了20年，虽然回到农村也可以干活，但主要从事的是相对效率低、收入低的农业。如果全国2.9亿农民工，每人在非农产业多干20年，60岁退休，相当于增加1.5亿劳动力，这是多大的人口红利！

    第二，有利于保障产业链的安全性。

    我国是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产业最齐全，产业配套能力最强，这主要也是靠农民工。目前农民工从事制造业的约8000万，占整个制造业从业人员的80%。

    美国发起贸易摩擦后，包括这次疫情后，大家对我国产业链的安全性讨论较多。高科技产业的产业链安全，主要取决于科技。而传统产业的产业链安全，有很多因素，其中之一是农民工能不能市民化。

    每年春节前后的1个月，都是全球供应链中最具冲击性的年度大事件，因为中国的农民工都回家过年了。这次疫情恰好发生在春节前后，国内疫情初步控制住后，开始复工复产。但复工复产面临很多难点，其中之一是农民工到岗率低。员工不到岗，可以复产，但难以达产。而复工率和达产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工回城的规模和速度。如果农民工都在就业地的城市落户了，就不存在这个困难了。

    最近几年，我国传统产业的企业有些转移了，原因之一是我国制造业的工资成本上升太快，这与农民工不能市民化也有很大关系。因为劳动力总量减少了，不提高工资就会转岗到其他城市。而如果农民工在城市落户了，跳槽的频繁就会相对降低，就不会轻易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

    农民工不能市民化，频繁跳槽，结果很多农民工一生难以形成一个固定职业。农民工是制造业的主力军，农民工不能落户，不能稳定地发展成为“大国工匠”，就会带来高级技工严重短缺，制约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有利于形成庞大市场。

    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建立在内需基础上的。我国拥有14亿人口支撑的庞大市场，但近几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放缓，有一个因素，就是近3亿农民工的消费一直难以激发出来。农民工外出打拼20年，攒下的钱，多用于在老家盖了房子，没有多少余钱用于其他消费。

    如果农民工得以市民化，会迅速壮大国内消费市场。如果我们的住房制度，不仅面向城市的户籍人口，也面向进城的农民工，多建设些农民工买得起、租得起的住房，城市住房就有很大潜力。这样，相关产品的消费和产量就会拉动起来，很多传统产业就不会过剩，经济增长也就拉动起来了。

    第四，有利于壮大中等收入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