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迈向高质量增长之路专访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的经济形势是“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虽然有对逆周期政策发力的较高期待，但2019年却是我国经济因转型而承受阵痛的年份。究其原因，全球经济周期性放缓无疑是重要拖累，但国内结构性减速更不容小觑，两者叠加共振效应明显。未来“周期”与“结构”两条逻辑主线如何演绎？2020年我国经济又将何去何从？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博士。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博士

　　2019年经济呈现较为明显的季末效应

　　《金融时报》记者：请您对2019年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做一分析和评价。

　　伍戈：2019年的内外需经济动能都有所放缓。就外需而言，虽然全年的出口增速与前一年相比有所放缓，但年内的波动整体上相对温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并未带来出口增速进一步的大幅下滑。而就内需而言，自2019年年初以来，市场就一直预期财政货币政策会发力以对冲经济下行，但实际情况却不及预期。市场之所以会低估政策的定力，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对我国结构性因素的掣肘认识不足。就年内的趋势而言，由于财政货币脉冲式的变化，2019年的经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季末效应。

　　结构性因素叠加财政收入放缓，基建投资发力幅度不及预期。2019年前11个月，基建投资增长3.5%，仅仅比2018年提高了1.7个百分点。基建投资是逆周期调控的重要抓手，但2019年的提升幅度显然偏低。目前，政府债务压力依然较大，还本付息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上升至高位，财政支出的资金有相当比例是用于偿债。同时，2019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也降低了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房地产调控下土地出让收入也有所减少，财政压力的增加客观上制约了基建的发力程度。专项债曾被认为是提振基建的重要资金来源，但实际上专项债中有大量比例用于土储和棚改项目，并未流向基建项目。

　　利率平稳下销售较有韧性，房地产投资增长超预期。2019年一季度，房地产市场经历“小阳春”，但4月份开始，房地产调控开始明显收紧，房企的非标、债券等融资渠道都受到较大限制。尽管如此，2019年前11个月房地产投资仍然增长10.2%，增速甚至高于2018年的9.5%。在其他经济动能都有所减速的情况下，房地产投资却一枝独秀。究其原因，房地产销售端的调控并未明显收紧，这表现在房贷利率并未大幅提升而是保持稳定，房地产调控也坚持因城施策，部分城市的调控政策实际上有所松动，因此房地产销售是较为稳定的。融资端虽然房企的非标融资等渠道受到较大约束，但信贷渠道并未明显收紧。最重要的是，销售端的稳定为房企投资提供了大量的销售回款，从而在整体上保持了房企资金不至于大幅收缩。同时，由于期房集中交付等因素，房企加快了建安投资，在土地购置费平稳下滑的情况下，房地产投资整体较有韧性。

　　在全球经济放缓及贸易摩擦等影响下，出口有所减速。2019年前11个月，我国出口增速为-0.3%（以美元计），增速比2018年下滑10.2个点，外需的放缓无疑给整体经济带来较大拖累。实际上，2019年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速都有所放缓，在此情况下，我国出口自然难以独善其身。中美贸易摩擦在2019年内也有所升级，对美出口放缓较为明显。但其间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指数的逐步脱钩甚至“破七”，彰显出市场在汇率决定中的作用，货币当局对于汇率波动的容忍度也大幅提升，汇率贬值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出口。企业通过绕道东南亚等方式实现“转出口”，客观上也能对冲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从年内出口的波动上看，出口增速波动较为平稳，并未出现大幅的断崖式下跌。

　　汽车等品类销售下滑，拖累整体消费减速。消费通常被认为是经济的重要稳定器，但2019年的消费并不平稳。2019年前11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8%，与2018年相比，增速下滑了1个百分点。其中汽车销售的下滑尤为明显，前11个月汽车销售增速为-9.1%。汽车销售的滑坡，可能与汽车的更新换代周期、国五国六标准的转换以及金融环境的收紧有关。除汽车外，其他可选消费品的增速也总体放缓。其中，家电类销售增速由于地产周期的影响而有所放缓，石油制品类由于油价同比下降而下滑，粮油食品等必选类消费保持稳定。减税虽然有利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但经济增速放缓给居民收入带来压力，因而减税对消费的促进并不明显。

　　2020年周期性改善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