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战“疫” | 后疫情时期中国将出现的三个重要“加快”

陈宪/文 疫情后，全球各国都会出现因疫情冲击引起的各种变化，有关的分析、预见的文章已经很多。针对中国，笔者以为，疫情后，我国将出现三个“加快”：加快制度建设，加快深化改革，加快新经济发展。

加快收入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设

在疫情全球蔓延、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对当前经济提出的总体要求是，稳住经济基本盘，政策要以救助、纾困为主，需求刺激为辅。

疫情暴发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出台一系列与社会救助有关的政策，涉及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强化稳就业举措和阶段性价格临时补贴等，以及有关企业的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采取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等措施。

必须看到，我们现在的社会救助政策及其实施，普遍存在受救助面窄，救助标准低，发放周期长的现象。也许在常态条件下，这些问题并不存在，或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但在如此严重的疫情冲击下，进城务工人员和其他低收入群体暂时失去经济来源或收入锐减，需要社会救助加大力度、扩大外延时，矛盾和问题就凸显出来。

因此，在正在执行的社会救助政策的基础上，根据疫情冲击的特点，研究实施更大范围、更大力度的社会救助政策，如发放现金津贴，几乎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为什么这项在许多国家（地区）都已经采取的措施，在我国却迟迟未见推出呢？一个很重要的直接原因是难以确定发放范围。当然，一如有专家建议的，也和其他国家一样，见人（家庭）都有一份，或者像中国香港，18周岁以上的永久居民一人一份，就没有发放范围的问题了。然而，中国大陆14亿人口，4亿多个家庭，这种方式确实不堪重负。

笔者相信，中国政府肯定考虑过发放现金津贴这个政策选项。但一人一份、数额有限，解决不了特别困难人群的问题；专门给低收入和部分中低收入人群发，范围如何确定？有专家建议，给月工资8000元以下，或个税起征点5000元以下的人群发。

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其一，广大农民没有按月工资的统计；其二，自谋职业和“打零工”的人群怎么办？弄得不好，会产生花钱反倒惹出麻烦，引起部分社会群体的不满。这可能就是政府未实施现金津贴的原因和忧虑。

反过来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确定发放范围？答案可能是唯一的，即建立收入财产申报制度。无法确定发放范围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建立公民收入财产申报制度。尽管对现在发放社会救助的现金津贴，收入财产申报制度是远水不解近渴，但这个制度是现代国家必备的，而且已经到了不能再无视、再久拖不决的时候。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全会还决定，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在这个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制度体系中，收入财产申报制度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为此，全会后不久，国务院就着手制定《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并在2014年11月发布，2015年3月起施行。

不动产登记，再加上动产登记，大致就形成了收入财产申报制度的框架。在房屋（实行不动产登记），股票、债券和银行账户等均已基本实名制的情况下，在信息技术手段完全可以保障的前提下，推进建立收入财产申报制度，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做到。现在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窗口。

必须指出，在坊间，对收入财产申报制度有误解和误读。例如，认为收入财产申报制度主要是针对反腐败的。这是很大的误解。

收入财产申报制度是面向全体公民的，其主要作用是确保足额纳税和退税，确保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就像要对低收入群体提供现金津贴的社会救助时，收入财产申报就会告诉我们，这个群体在哪里以及人数或家庭数。至于其反腐败的作用，在需要时可以提供当事人贪腐的线索或证据。

又如，有不少人对我国建立收入财产申报制度比较悲观，甚至认为不可能。必须承认，建立这个制度的难度确实很大，但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在推进这项制度建设，疫情就在倒逼其适时出台。所以，发布并施行收入财产申报制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加快深化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

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疫情对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提出了两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