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煦明：“后疫情时代”与“十四五”交迭期的中国经济新特征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将是长期的。即便美欧疫情在二季度末能够得到基本控制，全球经济政治环境恐怕也将难以避免地发生一些深刻变化。回顾历史，接受过经济学基础课程的人对这三组词应该都不陌生――1929年的“大萧条”，1970年代的“大通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衰退”。这四组代表的都不是只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时代。今年四月份，IMF在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时用了一个新的词“大封锁”。同样，在我看来，“大封锁”所代表的的也不仅仅是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一个单一事件，而是新冠疫情正在开启的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段。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段，至少将在如下四个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和重塑：一是部分行业的国际产业链布局的调整与重塑，二是资本与劳动关系的调整与重塑，三是社会治理模式的调整与重塑，四是货币金融与财政关系的调整与重塑。

　　而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客观上与我国的“十四五”时期，将形成很大重叠。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十四五”时期将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十四五”时期将是在“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我国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第一个五年。

　　第二，如果不出大的意外的话，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将在“十四五”时期实现由中高收入水平国家向高收入水平国家的过渡。当然，这里所说的高收入水平是“平均”意义上；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地域幅员辽阔的超大型国家而言，即便在平均意义上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人群之间仍然可能存在巨大的结构性差异。

　　第三，根据基准情形下的测算，中国将在“十四五”末期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成为经济总量上的第一大国。在这一过程中，不论是中国经济自身，还是中国经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都将发生明显的变化，处于敏感期。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九个典型特征

　　“十四五”时期中国国内经济将呈现如下九方面典型特征（时间关系，外部环境今天不讨论）：一是增长趋近前沿，“后发优势”趋于消失。二是要素数量积累减慢，对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更为迫切。三是工业化进入中后期，服务业占比上升，制造业占比下降，产业融合加速。包括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农业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四是要素报酬结构变化，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五是“存量经济”凸显，增量发展与存量改善机遇并存。六是城镇化进入下半场，人口向上流动阻尼加大，关注“弱者沉淀”，警惕“乡村塌陷”。七是人口世代更迭综合征体现，开始逐渐向深度老龄化社会迈进。从八零后，到九零后，到零零后，到一零后，人口规模渐次减少。相差甚至达到五千万。人口结构的代际更迭对财政、社保，包括对房地产和金融资产价格都会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八是行业分化加剧，行业集中度上升。未来几年时间里，我们会看到包括房地产行业、诸多细分制造业行业、以及金融服务行业的集中度出现明显上升。企业优胜劣汰，要素资源加速整合，头部机构收获“剩者为王”红利。九是一般物价经历被动通胀爬升期，资产价格波动加剧，金融风险形势复杂。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没有办法对这九条一一展开分析。下面集中强调其中的三点。

　　第一，服务业占比进一步提升，将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经营、政策制度环境提出新要求。

　　2019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54%。在基准情形下，到“十四五”末，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将上升至58%左右。

　　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存在差别：由于服务业产品的“无形”、“异质”（难以标准化）、“规模不经济”等特性，导致服务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更为苛刻，服务经济的交易费用比工业经济要高。因而，在产业结构调整期，需要制度环境作出相应调整，否则整个经济的“交易费用”会系统性攀升，经济效率会系统性降低。

　　以服务业对金融体系的新要求为例：以往在工业经济和房地产经济时代，大部分商业银行业务模式是很简单粗暴的――客户来申请贷款，一问有没有土地房产可做抵押，二问有没有机器设备可做抵押，三问有没有原材料、产品库存做为抵押。换言之，以往的金融服务主要依赖的是抵押品融资，效率识别和风险控制都是被动的。而在服务业经济时代，对于大部分服务业企业而言，第一没有土地房产，多是租用写字楼或租赁店铺；第二没有机器设备，就几台电脑或者桌椅板凳，第三没有有形的原材料和产品库存。这意味着，以后随着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越来越高，我国的金融体系必须转型，不可能再像传统上那样简单抵押品就能完成效率识别和风险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