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提升赤字加发行特别国债 推6.5万亿刺激政策

　　“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期）——创新理论框架和政策思路，设计中国一揽子宏观政策”于4月15日以线上方式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发布了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究成果。

　　不必谈刺激必色变 须启动刺激政策

　　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所导致的部分问题至今未解，于是，在本轮疫情影响下，部分学者对于大规模刺激计划有所分歧。但在刘元春看来，应走出“谈刺激色变的认知困境”。

　　刘元春认为，中国经济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是“六重冲击”叠加：疫情对中国经济循环所带来的超级冲击；超级金融波动对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冲击；下一步全球经济会由于疫情的全球蔓延可能会停摆，可能会带来超级外部需求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带来的冲击；经济循环重启带来的压力；传统周期性下滑力量；趋势性下滑力量。因此，必须启动刺激计划，而启动刺激计划必须要有可行的实施路径，从而才会减轻刺激政策所带来的后遗症。

　　这六个因素叠加很可能会在外部冲击下演变成趋势性的变化，使中国经济的增速换挡效应更加剧烈， 他强调，“目前这种状况，必须要启动刺激计划”，需要探讨的应是启动刺激计划的可行实施路径，从而减轻刺激政策所带来的后遗症。

　　刘元春表示，2008年刺进政策带来的教训很多，比如第一，对传统产业的振兴和铁公基导致产能过剩；第二，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是配合性的，结果导致流动性泛滥，债务急剧上扬；第三，刺激过度导致产出缺口上扬得太高；第四，金融秩序脱实向虚等等问题，“这些教训是可以吸取的”。

　　新基建、都市圈等远水不解近渴 

　　对于“新基建”，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可以使得当前的经济和未来的增长相契合。各个地方也都出台了很多规划。刘元春认为，新基建确实是必须要做的，也是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当中的重要战略，但在测算完之后发现，“新基建”这个“小马”拉动不了“大车”，解决不了当前所面临的预期下滑，经济的危机救助、社会救助等问题。

　　此外，还有一种声音是提出以都市圈、城市群为核心做规划。但这也有问题，第一，如果要利用改革，特别是中长期改革来作为都市圈规划的一个基础，那么又发现远水解不了近渴。第二，量依然不足，虽然都市圈建设的量有可能比新基建大一些，但算来算去，它只能拉动1-0.5个百分点的提升作用。第三，过度的城市群建设会带来不平衡问题的加剧。

　　刘元春认为，当前所要出台的刺激政策设计不能够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进行。“这次超常规的疫情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范畴，它不是因为内生某个部门，某个要素，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内生性的变化”。

　　应推出6.5万亿刺激政策

　　刘元春提出，不同性质的冲击需要不同的政策来匹配。随着疫情的变化和不同阶段的矛盾、问题决定了不同阶段的政策、目标和方法，因此，随着疫情的变化，我们的目标要不断地递进，不断地调整。

　　“比如第一个阶段肯定是疫情控制，这是最终的目标；第二疫情的救助；第三复工的启动；第四对冲下行的压力；第五保稳定、保目标。每个阶段都是思维、底线、控制，都要有相应的目标，但这种目标在逐步递推中间中回到保稳定、保目标之上”。

　　刘元春提出，为了稳定预期，恢复经济循环，应对二季度即将面临的世界经济停摆，世界经济萧条和危机所带来的叠加冲击，我国需要出台一个一揽子政策作为基准的应对方案。这个一揽子政策基准方案的内容是“3.5万亿的减税+2万亿基建扩张（增加2万亿基建）+1万亿补贴为基准政策方案”。

　　他强调，上述政策组合需要遵循几个原则。第一，冲击和政策匹配的原则。第二，当前刺激与中期结构性调节匹配的原则。第三、社会救助与经济刺激同步推进的原则。第四、收入分配和救助匹配的原则。第五、供给与需求匹配的原则。第六、消费与投资平衡的原则。

　　在其看来，一次大的疫情必须要有一次大的收入分配，没有大的收入分配，就很难平息疫情所带来的深层次问题。因此，下一步要着力做的五件事情。

　　第一、大规模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疫情纾困。第二、对低收入阶层的补贴，特别是大量非规范就业人群的救助。第三、复工复产大规模的需求启动刺激。很重要的是消费刺激和政府采购行动，目标是快速启动社会循环的启动。第四、分类考虑外向型经济主体的救助，以对冲即将到来的外部超级冲击。第五、加快启动以新基建、都市圈建设为先导的投资规划。

　　钱从哪里来？

　　对于上述6.5万亿刺激政策的资金来源，刘元春表示，第一，可以考虑提升财政赤字，从2019年的2.8%提升到3.5%，可直接扩大财政支出1万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