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疫情后经济恢复至关重要

　　作者：政经天一楼主韩和元、郭杰群（麻省理工宁波（中国）供应链创新学院院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运输与物流中心兼职研究员、清华大学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本文成稿于3月初，首发于《清华金融评论》4月刊

　　一、与非典期不一样的环境

　　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抑或是2019的新冠肺炎，都属于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它的爆发一方面导致民间消费骤降，另一方面也对工业制造业造成显著冲击，最终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相比2003年，2020年的中国面临的环境有许多不同。具体表现在；

　　1、 外交环境不同。2003年，我国刚加入世贸组织不久，中美关系良好，且以英美军队为主的联合部队于2003年3月对伊拉克发动了军事行动，美国的主要精力被牵制在中东地区。而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已经持续了近两年。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虽在很多议题上政见不合，但在对华问题上保持一致的严厉态度；

　　2、 所处的人口周期不同。2003年，中国经济还处于人口红利大周期。但随着人口快速的老龄化，今天的中国事实上已经步入了人口赤字周期的前夜；

　　3、 经济结构不同。我国现有的服务业和消费占国家经济的比重较之前已经大幅上升。2018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高达76.2%；其中，服务消费占民间消费的比例高达50%，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30%以上依靠民间服务消费。而在疫情影响下，首当其冲的就是第三产业。同时，由于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较强，疫情对就业的影响也较大。在投资方面，受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影响，同时负债增加，投资信心在下降。在这种背景之下，疫情可能会延续投资信心不足的现象；

　　4、 国际产业转移阶段不同。2003年，作为欧美消费国最为主要的供给方的东南亚诸国，包括亚洲四小龙，尚未完全从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恢复。而当时的中国随着入世的契机，并凭借人力成本、土地成本的巨大优势，吸引了大量国际产业的转入。当前国内土地成本、人力成本高涨，加之人口红利的消失，新一轮国际产业转出趋势随着贸易战的爆发也开始显现；

　　5、 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周期不同。2003年前，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其后，我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经济社会发展的硬件环境持续改善。但是，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也带来了经济增长对投资拉动、信贷增加和货币扩张的过度依赖，甚至带来了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和粗放发展的问题。显然，我国当前的传统基础设施（所谓铁公基）方面的可投空间明显不如2003年。但即便是不断炒作的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基建规模也较有限；

　　6、 房地产周期不同。2003年由房改带来的房地产业爆发式增长刚刚开始。在非典结束不久的2003年8月房地产业被正式列为支柱产业。近20年来我国房价的快速增长，在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弊端已经显现。与房价持续上涨伴生的是企业用地/租金成本的持续上涨。有关数据显示，早于2014年，深圳的企业，其用地和租金成本已经占到其总成本的30%。如果说，这仅仅只是因为房价而形成的直接成本，那么因房价所形成的间接成本也迅速提升。此外，高房价还间接地带动了人力资源成本的提升。随着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国家间在争夺企业、争夺国际产业时，成本的竞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而高房价带来的高地租成本，已然成为削弱我国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近年来，中央一再强调“房住不炒”的根本原因。

　　简单来说，对比内外经济环境，国内经济结构，投资周期等因素，2003年的中国经济，其上行的动能很强，为疫情结束后，短时间内实现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而当前，中国经济的下行动能更强。除此之外，家庭、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也有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货币政策上的腾挪空间，比2003年更加有限。

　　二、疫情对世界及中国经济产生影响

　　新冠肺炎的扩散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将远大于2003年的非典疫情。2019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例从非典时期的4.3%，大幅提升到15.8%；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也从2003年的4.3%，上升到11.7%；出国旅游的中国人也从2003年的2000万人增加到去年的1.6亿人次。2019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7%。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市场和服务消费大国，对全球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