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政治与经济、商业之间的边界正在模糊

　　一些分析曾指出，疫情对中国产业链的影响，可能会导致企业加速将工厂迁移到海外。如今，身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正在逐渐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复工复产逐步推进。当下，全球供应链能否稳定，成为世界经济面临的一大挑战。

　　历史学家施展在新书《溢出》之中，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透视了中国、整个东亚乃至东亚制造业集聚区与全球经济秩序之间的共生演化逻辑。为我们理解中国与世界制造业过去、现在与未来提供了参照。

　　此前，施展曾在其引起广泛关注的著作《枢纽》中提出，中国的经济成长系基于西方最新一轮创新经济的拉动，其间一系列结构性的特征，使得在不出现实质性技术变迁的前提下，全球中低端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是终局性的。因此，中国的经济成长带来了全球经贸结构的深刻变迁，中国的制造业成为一个中介性的“枢纽”，衔接起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产业及高端服务业与不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产业。这种结构变迁会引发全球秩序以及其他国家内部的一系列不均衡，从而吁求一系列治理秩序变革。如果变革不能向前推进，便有可能引发贸易摩擦。

　　《枢纽》一书出版不到半年后，中国制造业经历了中美贸易摩擦的严重冲击，大量制造业工厂正在向海外尤其是越南大规模转移。2019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施展与研究团队的伙伴们一起从北到南对越南做了深入调研，跑了河内、海防、胡志明3个大城市，以及分布在北方和南方的3个主要工业省份。而在去越南之前，他们已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对中国企业做了深入调研，以便获得必要的预备知识；从越南回来之后，基于新获得的信息，又逆向回溯到国内的供应链网络上游，到珠三角以及广西中越口岸地区做了深入调研。

　　但在施展看来，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事实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能够转移的环节，和通常所说的高技术产业还是低技术产业没有关系，而是和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有关系。而中国民间的力量，正是推动中国供应链网络向东南亚溢出的真正力量。

　　《溢出》一书的最后一章则强调，是“溢出”而非“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技术、公司组织形式以及生产逻辑的演化，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越发分离。经济空间以各种方式穿透国界存在，政治无法真正约束这种经济空间的运转。

　　在施展看来，世界必须找到新的治理办法，新办法的根基必须与新变化的动力基础相匹配。是经济活动穿透国界才带来了这些问题，但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并不是国家，而是商人，所以新的治理办法是需要由商人来主导的。

　　下文摘自施展的《溢出》一书的第七章，由中信出版社授权转载，内容有删节。

　　原作者丨施展

　　施展，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交学院教授，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枢纽》《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得到App《中国史纲》《国际政治学》主理人。

　　我们看到，冷战秩序先是促成了东亚海洋地区的制造业成长，东亚铁幕在两边造成的势能差形成了一系列特殊条件，进而刺激了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增长。到20 世纪90 年代后期，美国进入新一轮的创新经济，产生了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承包方必须有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才能够承接起这种大规模外包的任务，而中国的经济节奏刚好和这样一种全球大势形成共振，开始迅猛增长，并反过来重塑了整个东亚世界的经济秩序乃至全球的经贸循环结构。

　　这一系列演化进程发展出一些重要的新趋势。就本书的研究视角而言，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是，这十几年来，商人秩 序推动的经济空间与国家主导的政治空间日益分离。我们过去近乎本能持有的、以政治空间统摄一切问题的封装式思维，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时代了。

　　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分离背后的动力机制，是技术的发展、公司组织逻辑的变化以及制造业逻辑的演化。

　　政治与经济、商业之间的边界正在模糊？

　　先来看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压缩了时间和空间，各种分隔性的边界都被穿透，相隔千里、从未见过面的人可以是每日在线上互动的好友。但是，一种新的分隔性边界会由此浮现—住在隔壁的人，由于不在同一个网络圈子，有可能根本就不认识。远在中东“伊斯兰国”制造的暴行，可以在新西兰激发出可怕的暴力屠杀。两场屠杀相隔千万里，却在同一个网络空间上被人注视，甚至被现场直播。但是，还有很多人沉浸在其他的网络空间中，对这两个事件都所知甚少；还有很多不上网的人和上网的人又处在完全不同的次元里。我们过去所熟悉的边界和共同体观念，都已经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