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抓狂的“经济周期”

2011年02月16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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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令人抓狂的“经济周期”

本报记者 众石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2月16日   05 版）

每到辞旧迎新的时候，预测未来宏观经济走势就成了经济界人士“不得不说的故事”。而最让人牵肠挂肚的术语，就是“经济周期”。如同投资者每天盯住K线图，乞求能从那些红柱子、绿柱子的变幻中挖到金银财宝一样，“经济周期”的理论、图形，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或复杂、或简单的预测，似乎决定着“经济人”来年的运程，不可不察。

通常，“周期”的认定源于朴素的市场经验。人们把经济上升阶段称为繁荣，最高点称为顶峰，随后，顶峰也就是经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经济进入下降阶段——衰退，衰退严重则经济进入萧条，衰退的最低点称为谷底。而这时，也正是经济由衰转盛的另一个转折点。能找到由盛转衰和由衰转盛的那两个“关键点”，是件让人着迷也令人抓狂的事儿。

最近，在一场有关能源问题的讨论会上，经济学家黄泰岩教授提出一种判断中国经济周期的简单方法，使人耳目一新。他认为，只需要记住两个数字，就能很形象地掌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

第一个数就是8，中国人喜欢8，因为“8”等于“发”。可中国经济很有意思，一到8就下降。比如2008年，人们大多认为经济下降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事实上中国经济内生性的“周期”规律也已经到了盛极而衰的顶点。当年早些时候发电量、用电量就开始下降，工业增加值持续下滑，而股市早在此前的2007年10月就开始发出信号向下调整。往前推10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最糟糕的年份，随后连续5年通货紧缩，直到2003年才逐步走出来。1988年，改革开放后最严重的通货膨胀，CPI涨幅达到18%，之后社会动荡。再往前推，1978年、1968年、1958年中国经济都处于重大调整期或灾害年份。

在黄泰岩教授看来，中国经济似乎更喜欢数字“4”。4与“死”谐音，可在中国，“遇4就不死”。2004年中国经济从通缩中走出，之后中国经济形势大好。1994年，是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后，中国正好迎来一轮新发展周期。1984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年份。1974年中国经济搞整顿，效果不错。1964年则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走出来。1954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即将迎来大发展的时刻。

从这两个奇妙的数字能得到什么结论？显然，今年是2011年,最坏的“8”已经过去，但是可爱的“4”还没有到来。黄泰岩教授的结论就是这样：今年中国仍处在经济调整期的中期阶段，矛盾和困难少不了，因此还不能太乐观。

其实，这种看似有点玩笑成分的经济分析，也暗含了一个以10年为时间段的“周期”理论。也就是说，新中国的经济有可能遵循一个五年上升、五年下降的“完美的经济周期波动”。果真如此的话，中国的企业家、投资者包括普通老百姓，就能很轻松地应对和安排自己的时间和钱袋子了。大势不由人，经济下降期再努力也收获寥寥，而上升期闭着眼都可能来钱。

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后，资本规则主导了经济生活。由此“经济人”的假设深入人心，有关“周期”的理论也一直在升级换代。最早，1860年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就提出过一种9~10年的经济周期。1923年英国经济学家基钦则认为通常的经济周期是3～4年。他们的眼光似乎都还有局限性。著名的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了一种为期50～60年的经济周期，并详细划分了从1789年到1920年三个世界经济主要的大周期。稍后些，美国经济学库兹涅茨以建筑业的兴旺和衰落为主要标志，提出了一种15～20年“建筑周期”来观察宏观经济，颇受关注。

经济学家熊彼特是周期理论“集大成者”。1936年他从重大技术创新角度研究经济周期，认为每一个长周期包括6 个中周期，每一个中周期包括三个短周期。短周期约为40个月，中周期约为9~10年，长周期为48~60年。由此，他将工业化后的人类社会划分了三个长周期：第一个长周期从18世纪80年代到1842年，是“产业革命时期”； 第二个长周期从1842年到1897年，是“蒸汽和钢铁时期”；第三个长周期从1897年以后，是“电气、化学和汽车时期”。在每个长周期中，仍包含着中等创新和小型创新所引发的“不同级别的周期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