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宏观经济分析须立足高质量发展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肆虐，面对疫情冲击之下更加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应也不能不加区分地简单搬用高速增长阶段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式，不应也不能不加辨别地将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与日常的周期性波动、长期的结构性矛盾混为一谈，更不应也不能不假思考地忽略围绕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而重返传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思维轨道。要准确地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用匹配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战略以及立场、观点、方法讨论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问题，推动宏观经济分析更为精准可靠。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肆虐，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对于经济形势该怎么看、经济工作又该怎么干的讨论，无疑要建立在精准而可靠的宏观经济分析基础之上。不过，注意到当前的疫情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发生于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非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运行情况和宏观政策配置肯定有别于高速增长阶段，保证疫情之下宏观经济分析精准而可靠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使其植根于新发展阶段的土壤，适应于高质量发展而非高速增长的要求。

　　其实，强调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并非是对疫情之下宏观经济分析的特殊要求。追溯一下我们这些年在宏观经济分析问题上走出的轨迹，就会看到，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进程中，我们所遇到的各种挑战，虽然主要通过实践层面表现出来，但根源在于沿袭已久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式与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运行现实不相匹配，实系理论与实践之间激烈碰撞的产物。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变了，不仅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理念、战略要跟着变，宏观经济分析范式也得跟着变。

　　简言之，当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须立足高质量发展。

　　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发生阶段性变化的客观现实

　　高质量发展一词，尽管正式提出于党的十九大，但其源头则系我们对经济发展阶段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从2013年党中央作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的重要判断，到2014年将其进一步高度概括为“经济发展新常态”，其目的，就在于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不仅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而且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不仅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而且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所有这些特征，都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也都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功能更齐全、作用更完整、结构更合理、分工更优化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面对这样一种客观状态，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只能是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也正是基于如此的认识和判断，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

　　这启示我们，匹配高质量发展的宏观经济分析，必须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发生阶段性变化的客观现实。说到底，经济发展新常态而非经济发展旧常态，才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所须立足的基本国情。

　　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客观现实

　　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十九大之所以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就在于指明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主要问题的根本着力点。

　　美好生活需要与物质文化需要虽都着眼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后者立足的是物质短缺的客观实情，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是“有没有”“有多少”；前者则立足的是总体上实现小康的现实背景，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是“好不好”“优不优”。两者所表述的，不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同样，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落后的社会生产虽均为满足人民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但后者围绕解决“有没有”“有多少”问题而聚焦经济“体量和速度”，追求的是“体量优势”和“速度优势”；前者则围绕解决“好不好”“优不优”问题而聚焦“质量和效益”，追求的是“质量优势”和“效益优势”。两者所表述的，也不属于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