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敞开大门”

　　随着外资和民营企业准入限制放开，我国油气体制迎来了“里程碑”式的重大改革。在当前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逐年走高的情况下，加大开采力度是保障能源安全，提升供应能力的有效手段。因而，放开准入限制将释放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活力，有利于构建全面开放条件下的油气安全保障体系——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取消了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限于合资、合作限制，并将于7月30日施行。这意味着，石油天然气上游勘探开发将向外资和民企敞开大门。

　　早在今年3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关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显示，今年拟放开油气勘探开采准入限制，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加大油气勘探开采力度。

　　种种信号表明，石油天然气行业上游将对外资和民营企业放开，我国油气体制改革正迎来“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

　　开放合作带来机遇

　　“真没想到对外资开放勘探开发来得这么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董秀成坦言，我国油气勘探开发放开，符合国家油气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和基本原则，是改革的必然趋势。

　　此轮油气体制改革始于2017年。当年5月份，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允许符合准入要求并获得资质的市场主体参与常规油气勘探开采。

　　但长期以来，国内仅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延长石油等少数国有石油公司具有这一资质，其他资本进入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采存在障碍。

　　当前，我国油气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放开两头，管住中间”。两头是指油气上游，即勘探开发和下游炼油化工销售等，中间则是指油气运输、储备、接收等。

　　董秀成表示，我国以往油气体制改革总体以下游开放为主，包括炼油产业开放、对外贸易逐渐放松管制，以及成品油批发、仓储和零售等业务的开放。由于油气上游涉及国家油气资源和矿业权，与能源安全密切相关，我国一直持谨慎态度。从这个角度上说，这次开放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具有里程碑意义。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准入限制，以往民营油气企业大多集中于下游，或者提供油田服务。随着改革的深入，掌握一定程度上游资源成为这些民企的期盼。

　　此外，不断有传闻称年内我国将成立国家管道公司，并准备向第三方开放基础设施。假设输油输气管道限制解除，这些企业的运输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开放竞争并非坏事，比如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已经互签协议加大开采力度。7月8日，中石油和中石化就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和四川盆地签订了联合研究框架协议，共涉及双方探矿权81个、总面积约30.58万平方公里。7月10日，中石化又与中海油就渤海湾、北部湾、南黄海和苏北盆地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共涉及双方探矿权19个、总面积约2.69万平方公里。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表示，以往“三桶油”有竞争也有合作，但以竞争为主，现在几家企业联手竞争力更强，有利于我国油气行业发展。

　　加强开发保障供应

　　董秀成表示，从我国整体改革开放大方向看，无论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变化，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没有改变。油气行业进一步扩大开放，可以清晰表明我国政府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决心。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继2017年我国成为世界最大原油进口国后，2018年我国又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我国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提高我国能源安全和资源保障能力迫在眉睫。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石油进口量为4.4亿吨，同比增长11%，石油对外依存度升至69.8%；天然气进口量1254亿立方米，同比增长31.7%，对外依存度升至45.3%。

　　因此，保障能源安全必须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强化油气供应保障能力，构建全面开放条件下的油气安全保障体系。

　　董秀成表示，长期以来，少数几家国有企业享有油气勘探开发权，市场竞争主体少，易造成竞争不足、开发效率低、成本高等问题。“扩大开放可以在提高勘探开发效率的同时，增加我国油气资源储量，提高技术水平，提高油气自给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