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土地交易收入是否进入GDP核算的学理和政策思考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对已经长期流转出租的农村土地，包括城镇划拨土地，考虑出租期已经得到的租金收入，在进行可交易改革时按市场价值调整资产价格，在交易时，各年租金水平低于资产交易价格的部分，适当计入GDP。

　　这几年研究的一个发现是，如一般使用索洛生产函数，可以用来核算历史GDP各部分增长结构，如劳动、土地和资本各要素以及TFP的增加价贡献。因为土地永不磨损，并且已经利用土地的数量，在开发成熟的发达国家一般固定不变。本来“劳动、土地和资本三要素一余值（核算不清楚的增值部分）结构的索洛模型，在分析国民经济时，变成了劳动和土地二要素一余值结构的模型。有价值的土地存量，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并入了资本项。

　　国民经济核算上，土地要素增值部分，居民房屋出租的租金，作为土地要素的贡献被计算，即使没有发生租金，也以维塞尔要素生产力归属原则，进行了价值发生制计算。但是，在企业核算中，其购买的土地，成本作为无形资产摊销，不提折旧。土地和建筑物能够分开的，作为资本并入了固定资产，可按比例提取折旧，计入GDP。专门出租土地的企业，租给其他企业用于生产，此企业支付的租金支出和对方得到的租金，就代表土地要素的生产贡献被计入GDP。那么，那么购置土地了的制造等企业，其土地要素的增值部分哪里去了呢？逻辑上看，因为企业可以经营获得利润，实际包含在了除去劳动工资以外的资本部分的盈利之中。

　　在大学时，只知道维塞尔的三要素归属原则和土地要素增值的部分为租金。但是，没有从微观会计核算和宏观的GDP核算联系的角度去思考。如果是同价土地的交易，按逻辑讲卖出企业，按营业外收入计入公积金（企业作为各部贡献作为利润去分配掉是另一回事）。国民经济核算上，营业外收入，即使是利润，也不计入GDP。

　　在这几年进行GDP增长的计算中发现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国家，土地要素可以市场交易，可以定价，是有价值的，进入了住户、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有资产台帐。然而，体制转轨国家过去土地没有价值；转轨过程中一部分土地让交易，甚至是极端交易，而另一部分土地不让交易。这就发生了在经济增长核算中，土地作为要素，在转轨国家里，既没有作为土地要素单列，相当大的部分也没有进入资本。如果拿来有关数据，直接计算GDP产出及增长，显然是不合适的，会有特别大的误差。见{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筹备）2018年5月年—1号工作论文“索洛模型在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时的困境和改进思路”}

　　实际上，土地要素应该交易，需要定价，并且有价值，是一项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准和条件。改革就是在体制上，恢复市场经济的各项标准和条件。人们往往抱怨，体制不顺造成了多大损失，也充满估计和企盼，体制改革会带来多大的红利。然而，学术界也只是在定性方面猜测，没有在定量方面找出一个较好的办法来。笔者将转轨国家体制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做了这样一项工作：即将简单用索洛模型分析转轨国家时一些假设不符合市场经济假设困局，在分析方法上进行改变。先是将假设的条件标准化、差距化和数量化，还是基于索洛模型，再用反实事法计算体制不顺，不达标准而差距的产出损失，用标准和条件还原法（实践上就是改革）估计未来体制改革能够获得的增长红利{实验室（筹备）2018年10月—3号工作论文“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能的定量估计”}。

　　其中，土地从过去无价值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变成市场经济中可以交易，并可以定价而有价值的资产，是一项增长潜能最大的最为重要的体制改革。劳动力和资本配置体制虽然有户籍、公共服务、居住、信贷歧视等方面与市场经济标准方面的差距，但是其可以交易和定价。但是，土地配置则是价值从零到有的市场经济原则上的差别。因此，我们计算土地体制扭曲产出方面的损失和未来改革的红利时，在索洛模型结构中恢复了土地要素一项。从改革方面：1、用其回溯土地体制不顺，不能交易，价格信号不起优化配置作用和农民不能作为资本创业经营等造成的产出损失；2、用其放开市场配置和可作为资本创业经营带来的新增产出潜能。

　　从发展方面，还有一个恢复土地要素在索洛模型中地位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来源看：（1）从国土利用率看，中国人口密度并不大，而且已经利用土地占总国土面积71%在国际比较中并不高，如果调水改土，还可以从数量上增加可利用土地；（2）从三要素结构组合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未来劳动要素在收缩，规模还是较大，装备资本过剩，而土地要素在组合中比例较低；（3）而从未来增长的要素来源看，由于技术暴发式推进经济增长在时间上存在着不确定性，劳动要素将持续收缩，装备资本要消化过剩，增加土地要素数量（改变索洛模型土地要素数量固定不变的假定，将其供给从一个垂直线改变为向右和向上的斜线），并通过市场化改革提高土地要素的利用效率，进行替补，是只要有与土地发展和改革有关的重大举措，就可以得到理想的经济增长结果。

　　因此，在中国这样一种体制转轨和发展格局下，在研究问题的方法上不得不突破，恢复土地要素在索洛模型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