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松成：西方潜在产出理论离中国实际较远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盛松成、刘斌、蒋一乐（盛松成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刘斌、蒋一乐单位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常用来分析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在短期，估算产出缺口可以评估通货膨胀压力；在中期，估算潜在产出有助于了解实际经济增长的水平和空间，从而为调整宏观政策的方向和着力点提供一些依据。不过，在实践过程中，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可能差强人意，尤其对我国而言。目前潜在产出理论的研究离我国的实际较远。

　　潜在产出理论及其估计方法缺陷

　　“潜在产出”被Okun（1962）定义为一个经济体在所有资源被充分利用时的最大可能产出，“产出缺口”则定义为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差值。此后学者和机构围绕着定义内涵以及估计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潜在产出的内涵界定还不完全一致，有的按凯恩斯理论来定义，有的按新古典理论来界定（Scacciavillani and Swagel， 1999）。由于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不可观测，估计方法就成为潜在产出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20世纪60年代至今，潜在产出估计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三种，分别是统计趋势法、结构关系法和混合法。各估计方法的核心都是通过计量模型来识别经济增长中有多少是趋势性、结构性的增长，有多少是周期性、过渡性的变化。前者便是潜在产出，后者便是产出缺口。

　　国际上，各个国家或国际机构（如IMF、OECD）应用的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估计方法并不完全相同，而且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理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以Robin Brooks为代表。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估计方法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潜在产出估计很难识别结构性因素，从而导致产出缺口可能既包括周期性因素，也包括结构性因素；二是潜在产出估计具有“顺周期性”，因为大多研究是用过去多年的拟合来估计潜在产出；三是不同的潜在产出估计结果差异较大，可靠性和稳定性值得怀疑。因此，在经济政策分析时应谨慎使用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理论。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三个问题，仅根据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理论制定出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低效和无效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

　　潜在产出估计模型离我国实际较远

　　我国潜在产出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估计方法基本与国际类似，例如刘斌和张怀清（2001）、郭庆旺和贾俊雪（2004）、徐忠和贾彦东（2019）等。从他们的研究结果也可以看到，不同方法对产出缺口估计结果确实存在明显的不同，而且大多数方法的估计结果对数据修正较敏感（郑挺国和王霞，2010）。其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中国经济有自己的特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系统，制度变迁、经济转型、财政和货币政策目标的改变、金融中介的发展等都会带来投入—产出关系的变化（Wen and Zeng ， 2005）。这些都会进一步放大西方估计模型固有的差异和不足：统计趋势法无法识别时间序列包含大量不稳定或者瞬时的特征，如突发事件；结构关系法中的生产函数对数据质量要求较高，且容易受到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而不稳定；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过于复杂，容易导致模型参数难以识别，从而影响估计结果并导致统计结果出现偏差（杨天宇和黄淑芬，2010；潘敏和缪海斌，2012）。

　　一般来讲，拉动潜在产出有三大要素，分别是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扣除了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贡献以外，其他所有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的总和。这其实是个黑箱子，包括了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我们现在不清楚的其他各种因素。早在2003年，易纲等（2003）便指出，在测算新兴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时需要考虑到经济体特殊性：一方面，新兴经济国家投资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资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挥其生产力；另一方面，新兴经济国家前期技术进步主要靠引进技术，从发达国家购买设备。这两个因素都会低估真实的全要素生产率。除非能够得到充足数据剔除这两个因素，否则就难以准确估计出全要素生产率。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无法被准确估计，那么潜在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产出则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