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建伟：应对疫情冲击 财政政策应该挑大梁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唐建伟、刘学智

　　主要观点：

　　应对疫情冲击财政政策应该挑大梁。此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肯定强于2003年非典时期，甚至不亚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及次贷危机，非常时期必须以非常之策加以应对。由于财政政策见效快且具有较强的定向调节能力，在应对疫情冲击上应发挥主导作用。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中小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放松货币政策并不能使其直接受益，更需要财政政策定向帮扶。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空间仍然充足。通过盘活存量财政资金和压缩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可以释放大量财政存量资源。考虑其他财政收入来源后中国财政收支压力并不大。通过优化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财政赤字水平仍有提升空间。建议发行特别国债来设立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银行。

　　疫期和疫后财政政策应各有侧重，综合施策。在应对疫情冲击的当下，加大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要好于减税。疫后重建时期，则更多要利用减税、为鼓励投资而减少管制等措施来支持企业扩大投资，提升有效需求。从更长时期来看，财政要通过加大在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和公共领域的投资来提升整个社会的公众基础设施，提升国家、社会以及民众抵御风险的能力。

　　正 文

　　为应对疫情冲击及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1日召开会议，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发挥好政策性金融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缓解融资难融资贵，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应对疫情冲击财政政策要如何做到积极有为？我们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应对疫情冲击财政政策应该挑大梁

　　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需要财政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此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肯定强于2003年非典时期，非常时期必须以非常之策加以应对。由于财政政策见效快且具有较强的定向调节能力，在应对疫情冲击上应发挥主导作用。

　　从疫情状况来看，本次疫情的传播速度更快、感染人群更多、扩散范围更广，影响面远远超过了非典。2003年非典时期从发现首例SARS患者到疫情结束经历了近半年，我国最终确诊人数5327人（全球一共8069人），确诊50人以上的省市仅有7个，主要集中于北京、广东、中国香港。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才发展了1个多月，截止2020年2月19日已经确诊超过7万例，确诊100人以上的省市已经达到20个，呈全国性蔓延特点。鉴于本次疫情仍处于发展期，并且存在较长时间无症状潜伏期、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未来发展趋势仍存在不确定性。

　　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来看，这次疫情带来的冲击可能不亚于一场经济或金融危机，甚至可能更严重。即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中国也只是部分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受到冲击较大。而这次的疫情蔓延呈全国性特征，导致停产、停工、停学以及居民生活停摆则是全国性和全面性的冲击。同时已有120多个国家针对中国公民采取入境管制措施，对来自中国的商品提高准入门槛或直接禁止进入。疫情的持续还间接促使全球供应链向中国以外地区牵移的速度加快，这将从中长期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叠加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正处于下行周期，应对突发性冲击的能力相对以前已经减弱。在疫情冲击之下，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将显著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二季度之后的经济运行仍然不确定。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就越大，完成全年经济目标的难度也越大。

　　因此，当前我国处于非常时期，宏观政策也要摆脱常规思维，采用危机时期的策略来应对。在宏观政策工具中，由于财政政策见效快且具有较强的定向调节能力，在应对疫情冲击上应发挥挑大梁的作用。

　　第二，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中小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放松货币政策并不能使其直接受益，更需要财政政策定向帮扶。

　　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是餐饮、旅游、住宿、交通运输等相关领域以及劳动力密集型服务性和生产性企业。今年春运返程客流仅为往年的1/6，即便有部分人员节后返程，也受制于居家隔离14天而难以尽快复工。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没有专职医务人员，缺乏防疫设备物质，也很难满足复工条件。然而企业普遍仍然需要承担工资、房租、贷款利息等，带来较大财务压力。近期的调研显示，近八成企业未能在2月10日复工，超过半数的企业认为今年营收可能负增长，超过30%的企业现金流难以维持3个月。需求减弱叠加延期开工，如果大量企业因为现金流断裂和资产负债表出问题，可能会带来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经济硬着陆等连锁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