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新基建、减税，钱从哪来？赤字率该破3就破3！

　　文：罗志恒 任泽平 盛中明

　　导读

　　疫情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总书记强调“宏观政策重在逆周期调节，节奏和力度要能够对冲疫情影响，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

　　面对疫情冲击、中美贸易摩擦和经济下行，我们旗帜鲜明倡导减税和新基建（参考《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与政策建议》等）。但是，在当前财政形势严峻的情况下，钱从哪来？公共财政赤字率能否突破3？我国真实赤字率是多少？在全球高不高、风险大不大？应该怎样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摘要

　　一、受疫情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2020年经济下行压力大，亟需减税降费、加码新基建，财政支出扩大的钱从哪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既有潜在增长率下降、内部改革不到位的因素，也有外部性、周期性和政策性因素的叠加。

　　当前又叠加疫情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总需求不足。疫情短期冲击供给和需求，供给端，部分地方政府过度防疫导致复工率不高，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通受阻，企业停工减产。需求端，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都受到冲击，群体聚集性行业受冲击更严重。其中，餐饮、旅游、电影、交运、教育培训、金融、房地产等受冲击最大。

　　微观上，民企、小微企业、弹性薪酬制员工、农民工等受损严重。面对当前持续攀升的经济社会风险，到底是保财政还是保增长，是坚持平衡财政还是功能财政，引发争议。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保增长，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企业，坚持功能财政理念，通过适度的赤字率提高来支持减税降费、搞新基建。

　　减税降费、新基建，稳定总需求，提振企业和居民信心，经济发展了，税基扩大，财政赤字自然缩小。有观点认为，大搞减税、基建将增加地方债务负担、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缺少长远的大局观，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财政还要保收支平衡将使企业、居民雪上加霜，财政应该搞跨期平衡，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

　　只要中国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何愁未来财政问题。如果百业萧条，财政何谈平衡？两个经典案例可以说明减税降费和基建在当期推升赤字和债务，但在长期看有利于经济增长，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最终带来经济繁荣和财政盈余。

　　80年代里根时期两次大规模减税、增加军事开支、研发支出和互联网建设，直接推动了1983年开始美国经济复苏，直到里根任期结束美国GDP始终维持在3.5%以上；失业率下降，至1989年末始终维持在6%以下。到了90年代克林顿时期，减税、基建支出培育了IT和互联网新经济的大繁荣；美国联邦财政赤字从1983年的-5.9%持续缩窄至里根卸任时的-2.8%，1998-2001年甚至出现了财政盈余。

　　1998年中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1998-2000年,分别向四大行定向发行1000亿、600亿和500亿特别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项目，避免了经济断崖式下滑。尽管当时争议很大、批评很多，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既改善了民生，又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释放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潜力，中国经济从1998年的7.8%上升到2000年的8.5%及其后高达10%以上的增速。

　　二、赤字相关理论和理念财政赤字是收不抵支的直接表现，主要源于减税降费收入下行以及政府规模扩张支出扩大，存在债务融资和货币化融资两种方式。发展中国家的赤字主要源于建设需要，发达国家的赤字主要源于民生福利需要。弥补赤字有债务融资和货币化融资两种方式，前者只是需求从私人部门转移到政府部门，后者增加基础货币，可能产生通胀。

　　财政理念分为平衡财政和功能财政理念。平衡财政会加剧经济波动，功能财政要求逆周期调节。财政平衡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社会总供求平衡的一种手段。合理的赤字能促进经济发展和完成改革任务，但过高的赤字可能导致债务风险、推升通货膨胀、挤出民间投资、降低经济效率。

　　三、财政赤字是全球性现象，从国际经验和当前国内情况看，公共财政赤字率不应受3%的限制的六大理由中国大部分年份为赤字，发达国家赤字率波动性大，近年来发展中国家赤字率更高，但政府债务率仍低于发达经济体。除韩国、新加坡、挪威和中国香港等常年保持财政盈余外，大多数国家（地区）在大部分年份保持财政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