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处置对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启示

允许发行债券是地方政府债务接续的前提。应建立差异化的专项债发行制度，解决当前中西部落后地区符合专项债要求的项目储备少、筹资门槛过高的问题。健全地方政府债务披露和信息公开制度，吸引证券、保险等非银行投资者参与投资地方政府债券。制定地方政府债务脆弱性评估标准，加强逆周期监管。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监管政策等沟通协调，增强政策合力，防止政策冲突抵消逆周期调控效果。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打好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国通过开前门、堵后门，有效遏制了地方政府债务的无序扩张，但总体形势仍然严峻。根治地方政府债务“灰犀牛”还需进一步开阔思路，多角度深入调研分析。本文立足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实际，重新审视欧债危机的处置应对，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欧债危机的应对及成效

2009年年底，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随后危机从欧洲外围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甚至扩展至整个欧盟。在危机处置中，一方面，欧洲各国通过紧缩财政、重整金融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行自救；另一方面，欧盟创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和永久性救助机制（ESM），IMF提供贷款援助重组债务，欧洲央行实施“加强信贷支持”和“证券市场计划”等非常规政策，增强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融资能力，恢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欧债危机的救助成效总体较为突出。危机初期，欧盟和欧元区的财政赤字分别高达6.6%和6.3%。经过救助，赤字率从2011年起连续8年下降，2018年分别降至0.7%和0.5%，基本回到危机前水平。其中，“欧猪五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较危机初期明显回落，2018年希腊还实现了财政盈余。欧盟债务总额占GDP比重2013年后稳中有降，其中爱尔兰下降最为明显，2018年为64%，较2012年最高点下降55个百分点。

欧债危机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化解的可借鉴性

（一）统一货币政策下的财政相对独立与扩张倾向。欧元区各国与我国地方政府面临类似的宏观政策背景，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具有不同自主空间的财政政策。缺乏统一的财政约束机制助长了欧盟成员国通过增加财政赤字发展经济、应对冲击的扩张冲动，各国正是通过显性或隐性的财政扩张，才形成了棘手的债务问题。我国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在GDP竞标赛和政绩激励下，普遍存在投资和举债冲动，尤其是通过隐性债务扩充财政资源的空间一度比较宽松。

（二）经济整体协同发展下的内部结构分化与不平衡。统一的货币联盟有助于扩充市场边界，挖掘规模经济效应，但并不能掩盖欧元区内部的分化和异质性。欧洲长期存在“南北之争”，德国、法国等经济实力较强的北中欧国家是欧元区核心国，也是欧元区货币政策的主导者，希腊等南欧国家产业结构普遍单一，制造业不强。劳动生产率偏低造成南欧国家实际面临较高的隐性汇率，降低了出口竞争力，经常账户长期逆差，属于欧洲的“穷国团队”。我国在整体协同发展趋势下，地区发展不平衡和不同步问题也一直存在。

（三）债务化解面临道德风险与系统性风险的权衡。危机救助必然带来道德风险，但在系统性风险面前，对道德风险的担忧往往退居次席。欧债危机爆发时，希腊等重债国90%的外债由德法的银行机构持有，德法等在危机初期强调救助的道德风险，决策迟缓导致演变成整个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迫于应对系统性风险，欧盟才最终达成救助计划。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也存在类似的权衡。银行机构是地方政府的主要债权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通过银行渠道，尤其是系统重要性机构快速向全国传导蔓延，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防范化解的紧迫性要优先于防范道德风险。

（四）立足相同金融体系结构制定危机应对举措。不同于美联储直接在金融市场购买资产传导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操作，欧央行立足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以及银行机构是主要债权人的实际，采取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向银行机构注入流动性，通过救助银行间接救助危机各国。我国拥有与欧洲类似的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地方债务风险与银行稳健经营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地方债务应对既要强调属地责任，也要全国通盘考量，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可效仿欧盟通过银行渠道实现政策的层级传导。

当然，我国地方债务问题与欧债危机有诸多不同，比如统一的主权国家与松散的货币联盟之别，统一的财政体制与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之别，完善的转移支付机制与欧元区立法禁止救助之别等。尽管如此，欧债危机的应对措施仍不失借鉴性，我国依然可以从中得到诸多启示，作为应对地方债务问题的前车之鉴。

欧债危机对我国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