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经济学：从“子贡赎人”的故事说起

莫道春秋 莫道春秋

愿家国永安，愿天下太平。

这是《吕氏春秋·察微篇》上的一则故事：

鲁国之法，鲁人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鲁人必多拯溺者矣。”故事大意是：春秋时期的鲁国有一条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其他诸侯国发现同胞沦为奴隶的，只要能花钱把这些奴隶赎回来，就可以从鲁国官府那里获得酬金。有一回，孔子的学生子贡从诸侯国赎回了做奴隶的鲁人，但推辞没有接受官府的酬金。孔子于是批评他此举失当，认为圣人所做之事，重在改变风俗习惯，影响老百姓的行为，而并非是只适合自己个人的行为。现在，鲁国富人少而穷人多，你子贡赎回奴隶后根据法律拿了应得的酬金，这并不有损于你行为本身的价值；而你不拿应得的酬金，那么从此以后，鲁国人就不会再为沦为奴隶的同胞赎身了。孔子的另一名学生子路碰到类似见义勇为的事情则是另外一番表现。

有一次，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听说后很高兴，说：从此以后，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孔子讲学（图/网络）

就这两件事情，按照一般的社会逻辑大概会这样评价：子贡高风亮节，做了好事不计报酬，堪为“道德楷模”；子路也虽行善事，但是事后收人重谢（春秋时期的一头牛，可是价值不菲），让自己的善行稍微打了些折扣。而孔子却是非常明确地批评“道德楷模”子贡，认为他不按法律规则接受酬金的行为，会有伤鲁国人赎回奴隶的积极性；同时对子路救人后接受酬谢的行为非常欣慰，认为子路的行为将鼓励鲁国人见义勇为。

我们能想明白其中的逻辑吗？

一个国家与社会的正常、有效运转，依靠的在是法律制度、市场规则框架下，公众“照章办事”的行为自觉，而非依靠一些道德、行为高尚的个人来推动。也无法奢求大众都拥有极高的道德水准，从而以道德代替法律与规则。

子贡个人财富雄厚（出身商贾之家），同时或道德高尚、或为博清名，可以不按法律规则领取赎回奴隶的酬金。但是如果这种行为被作为社会道德和行为的标杆，那将在整体上伤害大众见义勇为的积极性。因为社会普罗大众中的大部分都没有子贡的经济实力，如果赎回奴隶都要自己贴钱，那一大部分人受限于经济能力，也就无法施行这个善举。而那些赎回奴隶仍去官府领取酬金的人，本身是按法律办事并没有错。

但是因为有子贡“赎人辞金”的道德高标准树立在前，这样“照章办事”的行为也会被社会舆论狂批：你为什么不像子贡这样的先进人物学习？

长此以往，确实会出现孔子说的“不复赎人”的现象。“赎人得金”的法律就形同虚设，广泛发动群众挽救在诸侯国沦为奴隶的同胞也就无从谈起。这并不是说鲁国人道德出现了滑坡，而是子贡的行为破坏了“赎人得金”这一完善、有效的法律原本厘定的“义”、“利”之间的平衡。救人于水火，是“义”，是道德行为；得金于官府，是“利”，是经济收益。圣者如孔子，绝非是只有满口仁义道德的“腐儒”，而是颇具社会洞察力、兼顾理论与实践的现实主义者。他充分认识到鲁国“赎人得金”的法律很好地兼顾了“义”、“利”平衡，是一项务实、有效的制度设计。用现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这项法律“让好人不吃亏”，可以让做善事的人“名利双收”。

“赎人得金”这样明确的法律，具有非常清晰、有效的社会行为导向意义，可以在法律框架内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在最广泛层面上调动鲁国人从诸侯国赎回同胞的积极性。这远比官府自己组织力量去各诸侯国赎回奴隶，来得更加有效、省力。与子贡“赎人辞金”的行为不同，被孔子大加赞赏的子路做了好事接受报酬的行为，则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印证了“义”、“利”平衡的规则对社会行为导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