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可能出现三个变化

20年代，各国央行进入改变时代

落幕即序曲。全球即将迈入本世纪的20年代，在刚过去的10年代，全球经济在各国央行的宽松刺激下，艰难地维持着危机后的低增长态势，期间包括美联储、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部分央行虽曾进行过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的尝试，但经济弱复苏并不支持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进程的持续。今年，全球已有超过60%的央行实施了降息，即便如此，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只有3%，是整个10年代的最低水平。

图1 本世纪00年代和10年代的GDP增速 数据来源：Wind

与00年代的蒸蒸日上不同，全球经济的10年代无疑是一个“衰落年代”。2010年至2019年的10年间，全球经济增速的降幅为2.4%，G7国家的降幅为1.3%，新兴地区和发展中国家（EMDE）的降幅为3.6%，中国的降幅为4.5%。除此之外，经过10余年维护金融稳定的反危机干预和提振经济的逆周期调控之后，各国央行均不同程度面临着政策空间不足以及政策有效性不强的窘境。与此同时，由于新的经济增长点至今尚未确立，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趋势迟迟得不到扭转，加之多边贸易全球化机制的破裂、民粹主义势头的抬升以及各种“明墙”“暗墙”的设立，导致全球金融脆弱性一直处于上升态势，而一旦市场对“央行的信仰”出现坍塌，全球经济和金融动荡将在所难免。

因此，20年代，对于全球而言，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改变”，其中首当其冲需要改变的就是各国央行，实际上美联储、欧洲央行已着手开始对其货币政策框架进行重检，而近期人民银行的易纲行长也在《求是》撰文强调货币政策的本源和目标就是“坚守币值稳定目标”。这些信号表明，在实施了10余年的非常规宽松政策之后，进入20年代，各国央行及货币政策需要反思，需要调整，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的货币政策也不例外。

中国货币政策在2020年可能出现的第一个变化：本源层面

今年，保罗·沃尔克的逝世让全球央行和中央银行家扼腕叹息，沃尔克曾于1979年至1987年期间任美联储主席，他在任期内成功“驯服”了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为美国此后较长时期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也为美联储反对政治压力干扰、维护政策独立性树立了榜样，而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由其提议的“沃尔克规则”，不仅成为改革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的核心条款，更是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秩序的重塑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正因此，沃尔克在二战后中央银行家队伍中始终占据着显著的位置，而这个强硬的“大个子”给全球中央银行体系留下最宝贵的调控遗产，就是坚定不移地保持币值稳定，其中坚定不移最重要的保障就是央行的独立性，这也最为沃尔克珍视。

因而，针对特朗普频繁地指责美联储和鲍威尔的行为，沃尔克不仅在2018年出版的自传《坚定不移：稳健的货币与好的政府》中坦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从未见过一位总统如此公开地试图向美联储发号施令。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担忧的问题，因为央行是我们的关键政府机构之一，经过精心设计，就是为了让它不会因为纯粹的党派原因而受到攻击。我相信美联储委员会的成员、负责监督美联储的国会成员，甚至广大公众，将会让美联储保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行动目标、不受党派政治目的影响的能力。”而且还和格林斯潘、伯南克、耶伦于今年8月份，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联合署名文章，呼吁保持美联储独立性，确保货币政策决策不受短期政治压力影响，四位前任主席为现任主席鼓气站台，在美联储百余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鲍威尔任美联储主席以来，不仅始终面临来自白宫的压力，而且还被外界诟病独立性不够，然而就在美联储今年三次降息过后，鲍威尔在此后的每一次对外沟通中，反复强调美联储没有预设的政策路径，其政策的变化依赖于经济数据的表现。在大选之年前夕，鲍威尔如此鲜明的表态，不仅赢得了市场的好评，也让美联储内部分歧重归统一，而按照既定机计划，美联储还将于今年完成对货币政策框架的重检工作。

无独有偶，拉加德在履新欧洲央行行长之后，就表示欧洲央行计划将于明年开始对货币政策进行战略评估，这是欧洲央行时隔17年再度进行此类评估。

由此可见，虽然重返宽松取向，但针对反危机干预后，现行货币政策框架暴露出的诸多不足，欧美央行已经开始反思和调整，其中核心内容就是对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审视和定义，即对中央银行调控本源的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