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两会期间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并提出用好深化改革这个法宝，激活乡村振兴内生活力。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关键要通过深化农村改革，为现代生产要素资源和公共资源顺利进入农业农村扫除障碍。目前我国在农业经营中占绝对主体地位的小农户户均经营规模较小，老龄化和兼业化严重，制约着现代生产要素进入农业部门。因此，必须着力推进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构建能够积极承接外部现代生产要素和具备自主发展能力的农业经营组织形式，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

　　突出抓好家庭农场的发展

　　家庭农场同传统小农户存在根本差异。按照原农业部2014年发布的《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家庭农场具有家庭经营、专业务农、规模适度三大特征，对现代生产要素对接能力强，因而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益通常高出传统小农户很多。从形式上看，它既符合我国以家庭为农业经营单元的实际，又是传统小农户走向现代农业的高级形式，是理应得到迅速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08年家庭农场首次出现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官方文件中，截至2018年底，全国家庭农场已发展到40多万户，户均经营规模达170亩。

　　突出抓好家庭农场的发展，要着重帮助解决好限制它发展、它自身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一，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土地问题。解决土地规模过小问题，根本在于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实在在地减少农业直接从业人员，从而弱化人多地少的矛盾。破解当前土地流转不畅、经营规模难以扩大的难题，则要按照“三权分置”原则和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政策思路，创新与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体制机制，推进进城落户农村人口承包地有偿有序退出，确保外出就业农业劳动力返乡务农的土地权益来消除其对流转土地的顾虑。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甚至还可以探索借鉴一些发达国家通过支付较高的终生年金、补贴或津贴的办法，引导老年农民退出土地。同时，坚持“耕者有其田”价值取向，引导土地更多地向种田能手和适度规模经营户集中。还要改变一些地方政府将土地流转规模与政绩考核挂钩、根据流转规模提供财政补贴等政策措施，严厉打击圈占土地、变相改变土地用途、套取财政补贴和频繁转手等行为，鼓励各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研究和发布土地流转指导价格和形成合理增长机制，解决流转费用过快上涨和过高问题。鼓励中长期流转土地，保护经营方期满后优先续约权，探索解决对土地长期经营的稳定预期问题。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挥“统”的功能和民主决策机制，推进土地互利互换、细碎地块整合平整和统一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等，解决地块狭小零散分割和优化农业生产条件问题。

　　其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家庭农场的经营管理显然是兼业种地的留守老人和妇女等传统农民无法胜任的。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迫切需要一大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根本不同的是，新型职业农民因爱农业而自主选择以农民为稳定的职业，具有从事生产经营管理相应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不以解决温饱为目的，而且要达到不低于同等条件下的非农就业收入水平。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继续坚守在农村农业生产第一线的能人，是新型职业农民最合适的人选，应就地培养。近年来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出农民工、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城市各类人才返乡下乡创业，他们有知识、有能力、有抱负，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培养人选。各地还要严格按照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目标要求，以县为主，依据摸底调查情况，精准识别与确定培育人选。首先，要激发与尊重培养人选的意愿，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强大的内生动力。其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在领导、协调、规划、组织和保障财政投入等方面发挥好主导作用。再次，既要充分发挥涉农高等院校、中职学校、各级农广校等公益性教育机构的培育主体作用，还要通过政府采购创新与市场化运作，充分发挥高水平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社会培训机构等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打造多方合力、有效协同的培育格局。要紧密结合现代农业发展规律与趋势以及各地农业产业化的实际需要制定培育方案，规范培育程序、标准与管理制度，确保培育的科学性；根据乡村振兴对不同产业及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专业服务型等不同类型人才的需要，分类培养与协同培养相结合，确保培育的针对性；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初级、中级与高级打通培养，长期动态管理与追踪培养，确保培育的连贯性；开发并依托教学资源国家级平台，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线上线下有机结合，不断提升教学手段的先进性与有效性。

　　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