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李铁：大规模人口流动和疫情的体制关联

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全国性防疫之战，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传播性问题。对于疫情最严重的武汉来说，面临着两个难以回避的事实，一是大约500万外人口离开武汉，其中绝大部分是外来务工就业人口；二是正值春节期间，处于返乡度假和节后回城的高峰。

由此可见，中国特殊的人口流动状况，是导致这次抗疫风险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巨量人口流动带来的风险

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组数据，武汉市大约有1500万的管理人口，常住人口是1100万，户籍人口是906万。这样就等于我们将面对三个口径的人口统计数据，管理人口、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管理人口，在很多城市都往往超过了常住人口。例如，深圳市的户籍人口约500万，常住人口突破1300万，而号称的管理人口超过了2000万。

基于上面的数据，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真正带来流动性压力的并不是户籍人口，而是所有的外来人口。

每年的春运是中国人口迁徙的高峰，其规模也堪称世界之最。春运持续40天左右的人口迁徙和流动，以往要面对的只是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严重短缺的压力。但是如果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任何疫情，大规模的人员流动不仅会给疫区带来巨大压力，而且也会给全国几乎所有城市和农村带来压力。

按照武汉市1月26日公布的数据，因为春节和疫情的影响，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这500万人当中，绝大部分属于春节返乡的人群。他们会回到自己的家乡，也就是户籍所在地和父母居住地，而他们的家乡遍布全国各地，由此带来的社会恐慌心理也是全国性的。从疫情传播态势看，也已经在各地引发连锁性反应。

人口流动不仅会造成新冠状病毒疫情在全国各地的扩散，通过春节后的大规模返城，还可能会引发新的疫情危机。

正是因为人口大规模流动性就业的特点，使得中国防控疫情的压力远超任何国家。也就可以理解，在这种形势下，采取全国总动员的方式，防止疫情蔓延，各种措施都有其合理之处。好在中国的体制动员力是世界上最强的，我们不仅有完善的社会组织治理体系，而且还会利用现有科技手段，采取最有效的方式来进行防疫总动员。

但是仍要看到，因为面临巨量人口流动的压力，也会因此而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截至2019年，中国总人口达到了14亿，其中城镇户籍人口仅为6亿，被纳入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农村人口为2.8亿其中跨乡镇流动就业的人为1.7亿。此外，还有所谓管理人口中的旅游、探亲、差旅等原因的各类流动性人口，再加上8000万城镇间流动就业人口，这样算起来全国的流动性人口可能超过3亿。

对武汉来说，虽然这次春节期间外出的流动性人口大约500万，但是对湖北省来说，流动性人口会高于500万。正是因为这种人口的流动性导致疫情从武汉扩大到全国。

由于抗疫总动员的涉及面如此之广，现在还无法计算此次疫情造成了多大的经济损失，有研究说可达数万亿之多。

当前面临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大量服务型中小企业遭遇严重危机。无论是城市服务业，还是刚刚处于上升期的旅游业，或者是所有的相关产业，都正经历着可能长达近1个月的关门期，相应的资金和成本的压力都是它们难以承受的。此外，各级政府为疫情防控付出的财政成本，包括人力、物资等各项资源的支出，也会是一个巨量数字。还有，疫情延长很可能会对国际经济交往和贸易产生影响，也是可能要面临的重要风险。

虽然我们有能力动员国家力量，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战胜这次疫情，但是将要面对的经济社会成本也是无法回避的。

我们还要面临着诸多未知问题，比如，这些大规模流动性的就业人口在春节返城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否还要采取更多措施，防止流动人口返城就业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毕竟，北京可能有近800万返城人口，上海估计有900多万人，深圳近千万人，而广东省有2000多万人，全国则有上亿返城人口。我们还会为此付出多少人力、物力和资金的成本？

我们要反思疫情在人口流动性最为广泛的传播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压力，同时是否还要反思，近些年，在控制人口流动性压力过程中有什么样的体制壁垒尚未打破，以至于我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经济社会成本。

是时候反思城市落户政策了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流动性就业规模最大的国家。这一方面当然是基于中国人口众多，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严重滞后，导致了人口的就业和定居出现了两栖行为。每年人口流动性放大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