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计划经济为什么失败并被放弃

　　 一个社会的发展，一是要解决动力和效率问题，二是要合理地配置资源。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动力和效率话题，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进行了叙述：传统的公有制有其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需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另一难题是资源如何较优地进行分配。最近，看到一些文献，对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一些同志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提出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提出了质疑。我认为有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认真分析计划经济内在的矛盾和困境，只有这样才能说清楚为什么三十年来，我们的资源配置方式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一、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设想与几十年的争论

　　 按照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设想，没有货币、商品，没有价格来度量生产的成本和交换的依据，生产由中央计划机关调节进行，各生产企业是中央计划控制下的大车间，经济实现全社会范围的核算，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由计划部门统一分配和配置，劳动者按劳分配，社会在分配之前，进行社会保险、公益、公积等方面的扣除；中央计划机关可以真实、及时地得到需求和供给的各种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加之中央计划机关有很强的科学的预测能力，制定科学的计划，从而实现有计划按比例的最优生产，来满足社会各种各样的需要。

　　 1994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是社会化大生产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即使从1978年以来算起，到1994年止，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我们持续了16年。我们的争论主要在计划与市场的性质上，也即它们到底姓社还是姓资。人们更多的注意的是它们的革命性，而不是考虑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动力和最有效和均衡配置资源的需要。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西方和东欧的经济学家早在本世纪的30年代就进行过争论。然而，他们争论的角度却与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完全不一样。他们的争论是经济学意义的争论，而我们的争论，包括延续到今天的争论，却更象是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家们的争论。这场争论我们不再在这里赘述。然而，如果将西方经济学家与东欧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争论和现实中的问题介绍一下，有助于我们了解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支柱──计划经济体制是怎样崩溃的。

　　 社会主义能不能既有效率，又实现资源配置的均衡，西方和东欧的经济学家进行过长期的争论。西方经济学界20世纪30年代有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论战。论战的背景是当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逐步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里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生产资料市场。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 L·Von  Mises）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计算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解决它的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理论依据主要是，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结果是生产资料市场的消失，这样，生产资料的价值便不可能用货币表现出来，市场就不能从货币度量的价格信息传递和卖买双方的供求不断均衡中起调节作用，从而货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就不可能起它在竞争市场上反映产品价值方面的作用，用货币形式进行计划就不可能了。这使社会主义无法确定生产决策和投资的经济效率，从而也无法合理配置资源。

　　 米塞斯的这一观点遭到了西方经济学界巴伦（E·Barone）的反驳，巴伦根据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反驳说，即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中央计划当局也能够通过解联立方程的途径推算出同竞争经济中固有的市场价格起相同职能的计划价格。巴伦的发现使得社会主义反对者对社会主义的攻击退到“第二道防线”，即不否定计划经济条件下有合理配置资源的理论可能性，而是否定其实际可能性。哈耶克（Hayek）和罗宾斯（Robbins）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他们认为运用巴伦的方程，需要有收集和处理庞大信息的能力，这在实际中办不到。例如，罗宾斯说：“在纸面上，我们能设想这个问题用一系列数学计算来求解。……但实际上这种解法是行不通的。它会需要在几百万个预算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而统计数据又根据更多百万个个别计算。到解出方程的时候，它们所根据的信息会已过时，需要重新计算它们。根据帕累托方程可能实际解决计划问题的提法，只说明提出这种主张的人不了解这些方程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