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曲线

　　文/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

　　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依靠投资和房地产的中国经济“第一发展曲线”已呈明显下滑态势，单纯追求速度和盲目粗放扩张以实现赶超已不具有现实基础和意义。因此，新时代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就必须摆脱既有的传统思维理念和发展模式的束缚，重新定义发展道路和增长模式，开启着眼于未来第二个乃至第三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二发展曲线”，不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不断放缓，人们对未来经济走势充满了担忧。更为全面客观地观察中国经济，应适当淡化对于经济增速的过度关注，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更加重视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更加重视短期因素背后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寻找有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第二曲线。

　　稳中有变：未来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至2019年第三季度录得6.0%，这是GDP当季同比有记录以来的27年最低数值。并且，现实经济增速和潜在经济增速均在进一步下降，尚难预计这一轮周期——如果还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周期的话——的底在哪里。

　　观察“三驾马车”的表现不难发现，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稳中略降、温和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6月受汽车销售回暖影响快速反弹之后再度回落，弱势不改。2019年10月，消费增速再创新低7.2%，广义乘用车销量除6月受促销影响反弹5%外，连续16个月负增长，7、8、9、10月再度负增长5.4%、9.9%、6.6和5.9%%，商品房销售从2018年12月的两位数降至10月的7.3%。固定资产投资仍未改变趋势性下滑的态势，制造业投资亦是逐级走低。房地产投资及销售：弱势反弹结束，向下趋势显现；基建投资：似乎见底，但盛况难再，稳增长托底基建投资，但受制于地方政府债务约束，不会过度刺激，其对冲投资下滑作用逐步减弱。外需出现因贸易战滞后影响所导致的低位徘徊。2018年10月、2019年3月均出现企业抢出口现象，但随着贸易谈判的反反复复，出口呈现逐级走弱态势。与此同时，反映国内需求的进口走势更弱。

　　因此预计未来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暂时难以彻底扭转。就2019—2020年来看，经济增长的上下空间均相对有限，缓慢下行仍是主基调。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趋势可能还未结束，仍将有可能继续下台阶。

　　之所以有这样略显悲观的判断，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一是“全球化红利”消退。中美经贸摩擦料将长期化、复杂化，两国间的战略性博弈将贯穿整个21世纪上半叶。二是“人口红利”消退。2014年开始，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绝对下降，2018年新生人口仅1523万人，同比减少200万人，高龄少子同时出现。三是“结构化红利”消退。随着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快速发展并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不断下降。仍处于低端服务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相较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还是处于劣势，经济增长与服务业比重形成喇叭口走势：服务业比重越高、发展越快，经济增速越低。四是以防风险为首的“三大攻坚战”不支撑高速发展，相反，某种程度上制约中长期经济增长。

　　变中有忧：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亟待化解

　　随着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和结构调整的深化，未来一些重大系统性风险需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化解，以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风险之一：经济面临新一轮下行压力，工业品有可能陷入持续通缩困境，并导致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大幅下滑。2019年7月生产价格指数（PPI）首次出现月度负值-0.3%，目前已持续四个月。工业品持续通缩将极大影响上游企业（国企为主）利润和就业状况，导致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等。

　　风险之二：去杠杆任重道远。因政策重心偏向于稳增长、实施逆周期调节政策，2019年上半年杠杆率又出现了较大反弹。据国家金融实验室数据显示，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在上半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从2017年末的243.99%上升至2019年三季度末的251.1%；非金融企业杠杆率7个季度下降后反弹，从2017年末的158.19%上升至2019年三季度末的155.6%；政府部门杠杆率从2017年末的36.44%上升至2019年三季度末的39.2%；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17年末的49.36%上升至2019年三季度末的56.3%。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高杠杆率仍是当前经济面临的头号风险。进一步分析，非金融企业负债中国有企业的比重显著较高。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效率偏低，盈利能力较弱，财务上软约束，因此，国有企业偏高负债水平是中国经济效率和质量偏低的主要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