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终将过去，中国经济的春天在哪里？

新型肺炎病毒像只黑天鹅，它扑向中国产能最脆弱的假期——春节。

它犹如冲进瓷器店的大象，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所有人都希望它尽快夺门而出，远离消失。

“离关门恐怕就一个月了。”抱怨，甚至是求救声，从韧性有限的小商户之间蔓延开来。

资本市场更是草木皆兵。2月3日股市开盘的大片绿色，让年轻的90后们忍不住感叹：“我第一次见证了千股跌停。” 

对生死的恐惧，是人类的第一本能。而财务上的短缺，或者无法避免的福利损失，更增加了不安全感。而如今，这两者相随而来。

“战胜疫情”与“恢复经济”，这是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而改革开放后的财富积累和治理革新，则是战胜困难的保证。

当然，在当下充斥着不确定性的时点，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们也必须反思和预见。 

流行病和大城市化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8%迅速提高到了58%，城镇人口增长了约5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集中在了城市。

集中的好处有很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帮助生产、传播知识，让人们更聪明，生活得更舒适。

但集中的代价就是城市病。

现代关注较多的是，交通拥堵和房价高昂。如果时间再往前推，特别是回溯到工业化初期，最典型的城市病则来自流行病。

人口密集、商流穿行的城市，其发展速度往往超过了人类公共卫生和医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人类感染流行病的概率。辉煌一时的雅典、君士坦丁堡和伦敦都曾因为流行病而遭受重创，直到城市有了清洁的饮用水系统，医学得到进步，这个问题才基本解决。

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坐标上看，流行病，一直是城市发展快慢、好坏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它和城市进行的边际博弈，从未停止。

若是城市想要赢得这场博弈，就要看其公共服务水平特别是公卫防疫能力的提升速度，是否跑得赢流行病病毒的演化和传染速度。

2020年爆发的冠状病毒，对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无疑是一次压力测试。在1月末到2月初的十几天里，口罩、防护服、消毒酒精等物资一物难求，是病毒和城市资源配置竞赛的一个典型截面。

从冠状病毒爆发的早期情况可以看到，无论是被封城的城市，还是以“输入性病人”为主的其他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医疗资源匮乏、疑似症状求诊不易、患者一床难求的情况。

中国西南地区的一家省级大型医院的门诊医生告诉《南风窗》记者，宣布疫情消息的头一两天，各个科室供医生、护士用的防护服分配下去，人均只有两套。为应对疫情，医院紧急将闲置的房间、楼层整理出来，并第一次在医院大门设置了临时的发热检测。可以看出，城市中的公共卫生资源，在疫情初期，就显得捉襟见肘。

但是不要忘了，中国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在与病毒的博弈中，一些缓过劲来的医院、民间力量、政府部门，开始多方组织调配物资，包括借鉴当年阻截非典的经验，引进“小汤山”模式，在武汉建设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但是这场战疫所暴露出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尤其是某些深层次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其中关键是，近年来呼声很高的关于城市化进程需要加快速度的问题。现在看来，快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必要，但不能只求快，特别是人口和规模的单兵突进。

事实上，仅仅向城市里塞进更多的人，建造更多基础设施，并不能自动提高未来新市民的生活水平，只会加剧危急关头市场资源配置的难度。集中的代价，还不单单是城市病。

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带动了第三产业，但目前来看，它们正在经历阵痛，甚至是最早受到疫情冲击的产业。而我国第三产业很大程度还是人力密集型产业，集中于商贸零售、物流会展等，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更加剧了大城市的脆弱性。

1月23日以来，多地为应对疫情，实施了“封城”、封路。“封城”、封路阻隔了人，阻隔了病毒，也阻隔了物资的流通，阻隔了市场。

原本指望在春节消费黄金周大赚一笔的餐饮、酒店、旅游、娱乐场所，由于无人光顾，不得不关门歇业，只能看着提前在12月做出的各种促进消费的投入石沉大海。

规模大一些的企业，比如西贝莜面村，一个在五十多个城市拥有四百多家门店、共两万多名员工的大型连锁餐厅，也对媒体坦言：虽然公司现金流不错，但像现在这样下去，就算贷款也只能撑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