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竞争法治变革

基于信息通讯技术和数字数据技术而产生、通过互联网和万维网拓宽和发展的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颠覆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经济高速发展。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据，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8%，按照测算，到2030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将超过50%。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应用和支撑动能，是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重要场域和竞争优势。探讨如何推动和保持数字经济在我国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成为支持和夯实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应对国内外来自科技、贸易及金融等方面重大挑战的关键之举，受到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

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关注数据采集、储存、分析、使用、流通、交易、分享等行为的法律属性及定位

数字经济概念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在1994年，“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词组首次出现。在1996年，美国学者唐·泰普斯科特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承诺和危险》中正式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美国商务部也于1998年、1999年、2000年先后出版了名为《浮动中的数字经济》（Ⅰ、Ⅱ）和数字经济的研究报告。时至今日，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以及重要国际组织也都对数字经济的含义作出了相关界定：美国经济分析局咨询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指出，测量数字经济除应包括电子商务的部分外，还应测量新的数字服务，譬如共享经济和免费互联网服务；英国经济社会研究院认为，数字经济是指各类数字化投入带来的全部经济产出；韩国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互联网在内的信息通讯产业为基础的所有经济活动；OECD的定义相对简单，认为数字经济是通过电子商务实现和进行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其三个主要部分是数字数据、数字科技和数字基础设施。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发布的《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认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也有分析报告从内容上解释数字经济的含义，即数字经济包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部分，作为一种技术经济范式，其已经超越了信息产业部门的范畴，是信息经济、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

综合上述概念，共通之处在于均认可电子商务是数字经济运行的重要载体和重要表现形式，现代互联网络，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及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和广泛适用构成了数字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然而，当前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未止于互联网络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适用，而是走向了以互联网络为基础的信息通信技术与数字数据技术深度融合的数字经济发展的高阶形态，譬如大数据经济、平台经济、算法经济及人工智能经济等，正在或已经形成了以数据采集、储存、分析、使用及流通、交易、分享为诸环节组合的全周期运行场景。由此，围绕数字经济的全周期运行规律，提出数字经济生态产业链的概念，凸显生态产业链上“数字的市场化和市场的数字化”相互融合与及时转化的发展特征。同时，特别关注“与数据相关行为”，如前述，数据的采集、储存、分析、使用及流通、交易、分享等行为的法律属性及定位，强调法学和科技的融合与尝试，形塑效率、创新、自由、公平等多元价值和目标于一体的数字经济竞争生态系统，共享科技发展与法治激励相融合的数字经济竞争法治红利。

数字经济发展的法治困境：制度供给不足、实施机制乏力

近年来，我国制定和实施了多项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来激励和规范“数字中国”建设，譬如《大数据产业规划（2016—2020）》《网络安全法》《“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国务院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电子商务法》《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然而，当下数字经济的运行依旧面临着不小的困境，站在数据生态产业链的维度观察，从数据资源利用的整个纵向过程分析，可发现现行法律规范对消费者（用户）和经营者间的权利、义务及利益的分担与共享似乎作出了，但又并没有明确地作出规定。现行规制系统面对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似乎仍是“捉襟见肘”。具体而言，现有数字经济发展的法治障碍可大致归结为以下两方面：一是现行制度供给不足，分散的立法结构和体系无法为数字经济各个参与主体提供及时充分有效的合规指引和科学保护，立法的科技含量和整体质量有待提升，亟待制定和实施体现数字经济特征的国家基本法律；二是当前实施机制乏力，除“条条块块”割裂式的法律实施体制有待改善外，实施机制缺乏现代化与科技化支撑，也是窒碍法律实施效果正向彰显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