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居民部门债务的可持续增长

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宏观效应

随着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与金融资源可获得性的提升，居民债务作为消费平滑的工具之一，满足了越来越多居民的大额资产购置与跨期消费需求，有效地支持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转型。然而，居民部门债务的快速积累也给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带来了隐忧。大量国际经验表明，居民债务的快速且过度累积会放大宏观经济的脆弱性，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透视我国居民债务现状

界定居民部门债务的范围是把握我国居民部门债务现状的前提。狭义的居民部门债务仅指居民部门从存款类金融机构中获得的住户贷款，这也是国际清算银行采用的统计口径。广义的居民部门债务还应包括公积金贷款、住户质押贷款、信托贷款、互联网金融行业个人贷款以及民间借贷等。出于数据可得性和国际对比的需要，本文定义居民部门杠杆率为狭义口径居民部门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但必须明确的是，我国居民部门的实际债务水平远高于狭义口径统计值。2018年末，中国人民银行测算的广义口径居民部门杠杆率达60.4%，比狭义口径高出近8个百分点。从可获取的宏观信贷统计和微观调查数据来看，当前我国居民部门债务状况呈现以下四大特征。

第一，我国居民部门债务规模持续攀升，增速显著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末，我国居民部门信贷规模达到52.92万亿元人民币，居民部门杠杆率达到55.63%，较第二季度末上涨1个百分点，这也是自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连续31个季度保持上涨趋势。从增长趋势来看，我国当前居民债务水平已超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逐渐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靠拢，可支配收入口径的居民部门杠杆率和债务偿付率均已超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同期水平。从增长速度来看，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增速排名居前，已超过美国金融危机前居民部门债务增速的峰值。2018年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增速为7.79%，在国际清算银行统计的4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首位，远超全球平均水平。若将统计口径等问题考虑在内，未来居民债务的持续累积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冲击将是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

第二，我国居民部门债务更多地集中于住房贷款，但短期消费贷款增速仍然值得关注。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末，我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29.05万亿元，占我国居民部门消费贷款的69.57%，可见住房贷款是我国居民部门债务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住房贷款增速也与房价增速密切相关。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我国居民部门短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快速增加，与逐渐下行的中长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形成了明显的“剪刀差”。2018年以来，银保监会加大了对个人贷款乱象的监管打击力度，这一趋势才得到扭转，居民消费贷款同比增速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房地产市场与居民部门债务之间的双向反馈效应，避免房地产市场投机等行为。截至2019年9月，我国居民部门短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降至15.65%，但仍处于较高水平。伴随着信用卡的普及以及互联网分期消费、互联网小额贷款等短期信贷模式的快速发展，对短期消费贷款增速更要保持警惕。

第三，我国居民部门债务集中于中青年群体，且更多地分布于低收入群体。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来看，我国居民部门债务的年龄分布呈现正偏特征，30～44岁群体的平均债务率（以家庭负债总额比家庭年收入为衡量标准，下同）最高，其住房贷款参与率也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群组。尼尔森发布的《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30岁以下群体使用各类信贷产品（银行贷款、互联网分期消费、互联网小贷等）的比例达到86.6%，实质负债人群占比44.5%，短期消费信贷的使用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从收入分布来看，低收入群体（处于家庭年收入20%分位数以下的群体）的平均债务率达到221.5%，远超过其他收入群体的债务水平。居民债务分布的年轻化趋势、居民债务分布与收入分布的偏离，都将使居民部门在应对宏观经济波动时更为脆弱。

第四，我国居民债务的地区分布差异较大，农村居民平均债务水平显著高于城镇居民。2018年，居民部门杠杆率超过60%的省份包括浙江省（75.72%）、上海市（68.16%）、广东省（63.87%）和甘肃省（61.40%），而青海省、山西省、吉林省的居民杠杆率水平尚不足30%。总体来看，我国东部地区居民杠杆率水平普遍较高且近年来增速较快，这种区域分布差异主要与各省人均收入差异及住房价格水平差异有关。此外，前述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居民平均债务率为115.58%，远高于城镇居民的65.48%，城乡居民债务水平差距较大。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的居民收入状况与债务水平存在明显的不匹配现象，致使该地区居民面临着巨大的偿债压力，而这种区域性差异往往被宏观加总数据所“平均化”，容易被人们忽视。我国居民债务分布的区域不平衡性及其城乡差异特征，使得我国居民债务问题更为严峻。

居民债务增长的宏观经济效应